康日新（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苏叔阳（著名作家、中国电影家协会原副主席）
潘自强（核电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缘起
一段时间以来，重庆拟建高温气冷核电站的消息引发争论，网上观点针锋相对。核电能够保证安全吗？会不会对周围环境与居民带来污染？这两个早在核电站出现之前就已出现的疑问，如今伴随核电的发展，仍然被千遍万遍地问起并在拟建核电站地区引发担心和争论。上世纪80年代我国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时，与之毗邻的香港有百万人联名要求停建缓建；秦山核电站动工之初，也曾在浙江海盐引起很大恐慌，当地居民甚至要求外迁―――可以说，我国核电自起步之初就一直是在不断解除公众的核恐惧中负重前行。
世界核电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世界能源紧张的宏观条件下，发展核电乃大势所趋。而高成本和核恐惧恰恰是核电的致命阻力。如果说高成本经过核科技专家的努力已经露出稳步降低的曙光，战胜核恐惧则还需要我们花费巨大的心力。
核恐惧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现象
记者：重庆拟建核电站的消息在网上引起的巨大争论使我想到一个现象―――一方面是专家反复宣传“核电是清洁、安全的发电方式，核电站的安全有充分保障”；另一方面是核电站建设一有“风吹草动”，当地群众依然忧心忡忡。
苏叔阳：我体会公众对核的恐惧源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历史上原子弹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形成的核阴霾，至今依然萦绕在许多人的心里。“核电站”就是因为姓“核”，才不可避免地在人们心目中打上了“家族”的“恐怖”印记。
潘自强：核电的大规模使用，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发达国家面对危机，仓促上马了许多核电项目，也留下了核电的安全隐患。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事之后，人们明显感到核恐惧。这已成为一个全球现象。比如1986年，瑞典全民公决，终止核电站的使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除法国、日本外，核电比重开始下降。目前亚洲是惟一的核电工业兴盛地区，但也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解除公众的担忧。
康日新：正是以上原因直接导致了2000年的油价上涨，也导致在过去10年中核能从世界发展最快的能源变为发展最慢的能源，远远落在石油甚至煤炭开发之后。核电厂本来可以避免燃煤发电厂带来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也不必像水电那样占用宝贵的耕地和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新一代核反应堆还将在建设成本和安全控制方面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但是核恐惧却作为主要因素导致了以上结果，这是令人遗憾的。
“核恐惧”与“公众沟通”此强彼弱
记者：我过去对“核”字经常反应出的词汇也是核恐怖、核讹诈、核危机、核爆炸、核泄漏等。两年前潘自强先生为本报撰写的文章解释了为什么核电是“清洁、安全、经济”的能源，才彻底改变了我对核的印象。
康日新：这恰好说明，良好的公众沟通是战胜核恐惧的最有力的法宝。在专业领域，核能是安全、清洁的能源已经得到公认，但公众还没有这么明确的认识。我们在同公众沟通方面需要大量像潘自强先生这样的工作，十分欢迎文学艺术界和新闻界在这方面支持我们。但应该承认我们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不理想，这也影响到我国核电的发展。目前我国仅有9台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总规模为620万千瓦，总装机容量只占到我国发电总量的1.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尽管核电也曾备受争议，但仍然是电力发展的主力军。
国务院去年召开的核电发展工作会议指出“核电是一种清洁安全、技术成熟、供应能力强的发电方式”，加快核电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占我国发电总量的比例将达到4％，这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的15年，中国要建30座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而公众的支持是加快核电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潘自强：我举一个例证。当我国政府决定在深圳大亚湾修建核电站之际，正值世界核电业面临着最严重的挑战。继1979年美国三哩岛事件后，1986年4月26日又发生了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我国在大亚湾建核电站之举成为香港各界公众的热门话题，并演变成一股反对在大亚湾修建核电站的社会舆论。当时我们认为，产生不利舆论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大亚湾核电站缺乏宣传，致使公众产生误解。于是有关部门立即组建核电站公关处，由一位高级工程师任处长，以增强公关宣传的针对性。通过新闻媒介如实向公众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调查及救援工作的情况，并及时详尽报道调查结果：由于操作人员操作不慎所造成，决非技术问题；安排核电专家在香港举办核电知识讲座，对于安全标准、压水堆的设计，以及核电站与香港的距离等敏感问题做出解释；组织香港公众代表参观大亚湾核电站的基地及设施，增加了工程决策、设计、施工、管理及技术等方面的透明度；同时，中央有关领导会见请愿团，向香港公众做认真的说明和解释工作，沟通信息与感情，增强了他们的信任感；另外，有关部门和香港一家有影响的公关公司合作，在日本广岛举办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展览会，宣传核知识。
通过以上一系列公共关系活动，一场反对修建大亚湾核电站的轩然大波终于平息了。
苏叔阳：公众沟通属于公共关系的范畴，它与传统的宣传工作方法不同，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强调双向沟通―――不仅向公众传递信息，而且特别注意公众对信息的反馈。沟通交际和协调关系可以使组织与公众相互理解支持，建立信任关系，形成一种和谐的状态，为组织创造一个“人和”的环境。现代社会中，任何组织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与周围环境建立广泛的联系。公共关系的任务主要就是沟通协调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参与处理组织的公众咨询、投诉和来访接待事务。以我本人的经历为例：我过去就是通过到大亚湾施工工地采访才了解到大亚湾有一套完整的监督机制，也才知道工程的监督单位是国际上著名的机构。可以说，在核是“清洁、安全、经济”能源的前提下，“核恐惧”与“公众沟通”具有此强彼弱的关系。
战胜核恐惧最终靠实践
记者：苏叔阳先生所强调的前提说明确保核电的清洁与安全还是战胜核恐惧的首要条件。
康日新：是的，战胜核恐惧最终靠实践。实际上，自核能诞生之日起，保障核电站的安全，保护人员和环境已经成为使用核的首要要求，也是核工业人起码的职业操守。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有核电站，已经有几十年的核电站运行经验。从一直进行监测的结果看，我国的核安全绝对没有问题。在核电站生产和建设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在建设和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专门驻厂、驻地区的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无论是自主建设的还是引进建设的核电站，运行状况都非常好，都十分安全。另外，对废物处置也有严格规定，建了区域性的废物处置厂。为了保证不对环境造成影响，我们在所有的核设施周围都建了自动连续的监测网站，随时进行监测。在这方面，我国还将推出一系列更加严密和行之有效的举措，在保障核安全方面步入法制化的新时代。
苏叔阳：核电站除了需要具备安全设计外，还需具备核安全文化。核安全文化是公司机构和员工个人的能力和态度的写照，因为核安全文化是通过员工的处事态度和机构的管理架构及作风反映出来的。核电站要严格遵从国家和国际要求的优质管理及质保程序：仔细计划工作活动及监管其执行；任用接受适当训练及符合资格的人员执行任务并进行相关核实工作；主动提出改善行动；管理层定期检讨；完成文件记录并证明符合品质要求。这样，核安全的概念才会深入人心，才会深入核电建设的每一个环节，核恐惧才能在长期的安全状态中彻底淡化直至消解。
潘自强：安全文化也是近年来我国主要核电站和核电厂管理者们最响亮的提法。比如四川建中化工总公司是一家生产核电元件的企业。这家公司形成了一套符合工厂实际、行之有效的安全文化。其管理办法中包括：坚守设计标准和限值，明确责任与授权，接受国内外有关机构的评审监督，严格操作规程，每年对操作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和上岗培训，加强安全文化意识教育，严密进行现场监控，定期进行事故应急演习，严格环境监测，明确经济责任制等。
1994年6月，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了《核安全公约》。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于1996年4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递交了中国参加《核安全公约》的批准书，从而使中国成为第18个递交批准书的国家。这一条约的第16条“应急准备”第一款规定：“每一缔约方应采取适当步骤，以确保核设施备有厂内和厂外应急计划，并定期进行演习，并且此类计划应涵盖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要进行的活动。”
2003年2月28日，中国国防科工委印发了《核电厂核事故应急演习管理规定》。这份通知将中国核电厂的安全和安全演习进行了最新的规范。
另外，《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已于2003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它首次明确了放射性污染的防治和管理范围，规定国家对放射性污染实行统一管理，特别是强调和规定了核设施退役后各项工作的监管内容，对保障人民健康和国家环境安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上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核安全正在法制化的轨道上得到良好保障。现在核电已成为30多个国家能源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核动力堆不少于430座，总装机容量超过350千兆瓦，其中法国核电占总电力的74.6％，比利时56.8％，瑞典39％，日本33.8％，德国30.6％，英国22％，美国20％，中国为1.6％。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核电一定会越来越安全，中国核电事业也一定会在群众核恐惧逐步消解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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