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峰教授撰著、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一书，带领我们和冯先生一起经历20世纪他那丰富多彩、曲折复杂的哲学历程。可以说，这是我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逝世以来，研究与论述其思想的诸多著作中最系统、最具深度的一部论著。
冯先生曾将自己的哲学活动分为五个时期。作者在《历程》一
第一时期,冯先生自认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对立面，跟当时的国粹派和国故派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和分析指出，冯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或东西文化讨论中，是站在新思潮方面的；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正好是认为应予批评与否定的。冯先生虽受梁漱溟的深刻影响，但立场、观点、结论却很不相同，因而恰恰是国故派、国粹派的对立面。
第二时期，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冯先生旗帜鲜明地站在科学派一方，对梁漱溟、张君劢所代表的玄学、直觉说进行批评。作者这一新的论述，不仅否定了冯先生是尊孔派、正统派的看法，也为冯先生一生的哲学活动方向和不断追求进步以至以后的参加批孔，提供了原初性思想基础的答案。
第三时期，冯先生完成的中哲史巨著，不仅培养了几代中哲史工作者，而且为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总起来说，《中哲史》对各家虽一视同仁，取客观的学术研究态度，但冯先生所信奉的是新实在论哲学，因而又是以这种哲学去理解和诠释中哲史的。作者进行这样两方面的分析，对准确把握冯先生《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极有助益。
第四时期，作者深入分析了冯先生所创立的新理学哲学体系，指出其贡献在于将理性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哲学相结合，既深化了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水平；其“境界说”更是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与创造性发展。新理学哲学体系，可以说一方面使新实在论哲学中国化了，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哲学进一步新实在论化了。这里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新原道》对中国哲学之基本精神乃“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这一概括和总结，时至今日仍有指导意义。《新事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对中国社会文化与历史步伐发展方向作了探索与解答，提供了和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类似的看法。这无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五时期，冯先生在思想上经历了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长期矛盾与纠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蔡仲德教授在《冯友兰年谱长编初稿》中说，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到8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先生经历了一个自我丧失和自我回归的痛苦过程。这过程，蔡先生用“冯友兰现象”加以概括，但并未深加分析。作者对此则从冯先生个人的思想学术之特殊性，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作为学术思想的“冯友兰现象”，其深刻的意义是冯所体现的三种文化与哲学思想在相互影响、接触、融合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这三种文化与哲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西方自柏拉图至近代欧美种种文化与哲学；“五四”以后日益在中国传播并取得了支配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哲学。冯先生的特点，是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把它完整地、有深度地体现出来。盖老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像冯先生那样，对传统中国哲学有那样系统、广博、精深的了解与功底；也没有一个人像冯先生那样对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有那样高水平的研究。唯独冯先生，早在1949年以前，就尝试把这三种文化与哲学交会融合。在这一点上，“冯友兰现象”真正是很独特的。只是在1949年以前，由于没有“实践”的检验、考验，加以冯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回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学说等党性与实践性特强的部分，所以这种融洽、“接受”，没有引起“精神”的“痛苦”与代价。而在1949年以后，则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引起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故1949年后冯先生的反反复复地“自我检查”、“自我否定”，本质地看都只能发生在他身上，也是必然会发生在他身上的。因此，冯先生在第二时期的“自我”的丧失，不是简单的“丢失”，而是自我内部新旧自我的剧烈的矛盾与冲突。晚年向“自我”的回归，亦非真正地回到了以前的“自我”，而是融合了、综合了第二个“自我”的痛苦的代价与成果。向新理学的回归也不是回归新理学的新实在论式的结论，而只是构造这一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而这种“回归”亦是冯先生不断向前探索求新的表现，而不是简单地复旧。
《历程》一书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先生曾亲自为他们讲授中哲史，毕业后的几十年师生之间情谊甚笃，但这并未影响作者对恩师的客观评价。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我是冯先生的学生，但本书并不墨守师门、家法，或对先生空泛地颂扬，而是对先生之哲学思想进行分析剖析，与之互相讨论，既肯定又批评的作品；体现的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自由开放的学风。”揆之全书，作者的确做到了这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