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
白先勇先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明媚的阳光下，一位儒雅的长者向我们走来。是的，是白先勇先生，一如传说中的红润的脸庞和亲切的笑容。春天的校园，青春版昆曲，年轻的老人―――一切都那么生机盎然。4月3日下午，北大校园，一家咖啡厅。我们开始了和白先生的长谈。
以青春为号召：《牡丹亭》的校园之旅
记者：作为青春版《牡丹亭》的策划人和制作人，您为什么把该剧的主要观众定位于年轻人？
白先勇：从去年4月在台北首演，到现在《牡丹亭》演出整整一年了。当时在台北演了两轮，观众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年轻人，他们内心深处那种冲动，我几乎可以摸得着。在香港，演完了观众有三分之二留下来和我们交流，一直谈到十二点。后来我们到内地演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引起大学生的关注。要只是几场商业演出，放在大剧院里演一演，一般观众看一看，叫好一阵，那样挺简单。但我的目标是必须把它引进校园。我把它定名为“青春版”，有双重目的：一是借这次机会，训练一批年轻演员，因为昆曲演员有断层的危险；二是要培养一群年轻观众，没有观众，戏就会死掉。首先我要从大学做起，然后再扩展到中学，再往外扩展开来。
记者：所以把内地首演定在苏州大学？
白先勇：我们是和苏州昆剧院合作，所以在苏州首演是理所当然的，回娘家嘛。但是最初是安排在了光明剧院。我觉得这样演出意义不够明确，刚好苏州大学来邀请，正合我意。苏大那次有两千个座位，开始我没底，学校说，要不要组织观众？我听不懂，观众怎么还要组织啊？（笑）但是真是没想到票会那么抢手，两三天内一抢而光。苏大的礼堂很旧，是硬板凳，六月份没有冷气，还有蚊子，我一边看一边“噼噼啪啪”打蚊子。我想也许开头是好奇，在这种环境下看九个小时可能坐不住。没想到人一天比一天多，到第三天，两千个位子的礼堂，挤进来了两千五六百人。在浙大也如此，许多人排队抢票。
记者：这次来北大是首进北京高校，之后还要去哪些校园呢？
白先勇：北大演完了，我们就移师北师大，然后去南开，五月去南京大学，月底再到复旦，作为他们百年校庆的一个节目。再下去是同济、交大，但是再往下就不知道怎么样了。所以我恳切呼吁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帮我们一把，下个令啊，协调一下啊。这次如果不是北大的叶朗先生、北师大的曹卫东先生，还有我们加州大学的杨祖佑校长出了大力，我们到大学去，一层一层很艰难的。
记者：那么这次演出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商业性？
白先勇：是有一定的演出费，但比商业的低。北大这次负责演员食宿、宣传费，苏州大学负责运输交通。这次不单是北大，政府也很重视，上次新闻发布会，文化部艺术司司长于平来了，教育部也来了一位处长。我们演完了就要推向国际，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让他们看看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以昆曲为例：中国文化走向哪里
记者：1957年您考进台湾大学，现在又携青春版《牡丹亭》回到北大。台大和北大说来还是颇有渊源的，您这次来北大是不是很有感触？
白先勇：北大这次演出意义重大啊。首先，北大是近代文化的发源地，一向对文化的走向起着领导作用。另一方面，我是台大学生，我们老校长傅斯年开始就是北大老校长，它把北大传统原封不动搬到台大去，所以北大学生舍我其谁的味道和台大一样，年纪轻轻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笑）我的许多老师像黎烈文、夏济安、台静农都是从北大去的。所以我等于是被北大老师教出来的，我们当年创办《现代文学》就是受北大精神的启发。这次《牡丹亭》到北大演出，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种因缘际会的意味：北大传统培育了我们这一代，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根源，把这个人文传统呈现出来。这些天我时时在想，这样的循回冥冥中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命运，有一条命运的轨迹在那儿。
记者：就是说，《牡丹亭》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个剧目、一个剧种，而与中国文化的命运相关联？
白先勇：是的，今天我回到这儿，来搞这样一个文化运动，是有特别意义的：中国的文化今后到底走向哪里？上世纪有太多的灾难、动荡，我们来不及静下来思考整个民族文化的走向。现在我们大家都应该静静坐下来，从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等等社会学科开始，重新估价我们这几千年的传统文明。现在中国的经济起来了，全世界都看得见中国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除了振兴经济以外，我们的文化呢？我们的古文明能不能再“回春”，这是很关键的。回不来那就危险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埃及啊，印度啊，两河流域啊，一衰落，几个世纪就衰落下去了。现在我们受到的最大的威胁还是西方文化的挑战。你看西方从19世纪开始用他们的科技文化影响全球，取得了霸权。所以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是很有道理的。你要想接受挑战，先得了解自己！我们有什么优点？我们有昆曲！（笑）
记者：就如您说的，“先看看自己后院里的牡丹有多么美。”
白先勇：对，我们得先看自己的花有多美，美在哪儿。昆曲是一种世界性的艺术。我们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有两样东西：一个书法，一个是诗。这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你看今天《唐诗三百首》还是畅销书；无论你走到哪里，看到一幅字画摆在那儿就会肃然起敬。我觉得昆曲就是把书法动作韵律化、舞蹈化，用舞蹈和书法把诗的意境表现出来。把昆曲动作勾画下来就是一幅狂草。说真话，一种艺术形式要超越文化、超越地域很难，但我确信我们昆曲可以。很多看过昆曲的外国人对我说，昆曲美得不得了，真没想到中国古代就有这样成熟的、架构这样恢宏的戏剧，比他们的歌剧历史还要久。
以情为魂：情路探索上的中国文学
记者：您在一篇《我的昆曲之旅》中讲了您和昆曲的很多渊源。但说到底这也和您的文学追求有关吧，文学和昆曲的美是相通的。
白先勇：完全是相通的。都是艺术，都是感动人的东西。特别是昆曲，文学底蕴特别深。我之所以特别迷恋昆曲，很大一部分原因在这儿。比如我写《游园惊梦》，灵感就是来源于昆曲。我刚开始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写，但觉着节奏不对。我就想这样一部小说，应该像音乐一样抑扬顿挫，像笙箫管笛一样有节奏。所以我就用意识流的方式，打破了时空限制。
记者：但是昆曲剧目众多，您却独独钟情《牡丹亭》。
白先勇：因为“情”是《牡丹亭》的灵魂。我的看法是它的境界高于《西厢》。不是说“《牡丹亭》一出，几令《西厢》减色”么。《西厢记》是写实的，而《牡丹亭》已经上升到了一种寓言式的情的层面，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这里面的情已经到了“至”，可以超越生死、感动地狱、打破礼教，到了“情可以胜礼”的地步。《红楼梦》也是讲神瑛侍者和绛珠草的一段神话。所以我说《牡丹亭》上承《西厢》，下启《红楼》，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高峰。
记者：有论者认为，《红楼梦》完成了《牡丹亭》对情的探索。
白先勇：我想《红楼梦》是情的集大成者。《红楼梦》是把《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合起来了。所以我想，曹雪芹一定受汤显祖佛道思想对情看法的影响很深很深。虽然《牡丹亭》也是歌颂青春、歌颂爱情，可是它底下却潜伏着佛家思想。你比如上面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下面马上惊心动魄来一句“似水流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中国式的伤春悲秋一直贯穿其中。从中国的传统追溯上去，可能从“庄周梦蝶”开始，然后到《枕中记》，一直再到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到《红楼梦》，这里面都是受佛道思想的影响。
记者：《牡丹亭》是戏里入梦，《红楼梦》是梦里入了戏。您的文学也受此影响。
白先勇：是的，有意无意间就受了影响。我想和我的经历有关。我生长在一个历史大转折时代，一切变动如此迅速，如此彻底，真让人感到人生如梦。套用《牡丹亭》的台词就是：“梦中之事，未必非真”哪。这种人生的了悟、洒脱、旷达，我想也是到了一种境界吧。
同一种情怀：从《现代文学》义工到昆曲义工
记者：您曾笑称自己是“昆曲义工”。
白先勇：是啊。不光是我，“昆曲义工”还有很多。这次我觉得最大的安慰就是请来了张继青和汪世瑜两位老师。还有台湾书法家董阳孜，她在英国一个字值十万台币，你看她给我们写了这么多，许多场景都是用她的书法作背景的。
记者：这不是您第一次做义工了。您在台大读大三时就开始和同学一起办《现代文学》，培养了一代优秀文艺家，那时您也是义工。
白先勇：是啊，都是赔钱的。办杂志把房子赔掉了，我把什么都赔得精光。《现代文学》是那时最有名的赔钱杂志，穷得不能再穷。我们自己校对，自己印刷，自己到报摊去派送。
记者：听说印刷厂不给印，您就坐在印刷厂不走。
白先勇：对啊，你不上机开印我就不走。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大三那年，我们说要创办新文学，后来那份杂志真的培养了一代作家：陈映真，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所以我就感觉如果当年不做，也许台湾的文学就缺一块了。
记者：现在做昆曲就像当年做《现代文学》，多年后回头看可能更发现其深远意义。白先勇：现在回头看，确实是培养了一代作家，那时都是二十出头，想想也是青春版啊。现在我年龄也大了，还是春心不死啊。（笑）
记者：您早期的小说就有一篇叫《青春》，现在又回到“青春”这两个字了。
白先勇：是是，台北人讲，你二十岁就写老人的心境，现在反而返老还童，做起青春梦了。
记者：您读的是外文系，却从事中国文学创作；您在美国写了《台北人》，现在又从海外回来做昆曲。可以说，您一直游走于古今中西之间，那您最后的落脚点在哪里？
白先勇：我用杜甫的一句诗来回答：“不薄今人爱古人”。古今中外我都吸收。我觉得现在应该用一种开放的精神来看问题：怎样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融合起来。我喜欢新东西，也不会排斥古人，这取舍之间是学问，就像我们的青春版一样：我们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最后还想对我们的读者说些什么？
白先勇：这次参加制作《牡丹亭》，艰难得不得了。到处化缘到处筹钱，总算为自己的文化做了一些事情。我这只是一个引子，要有政府的帮助、民间的帮助，上上下下都起来才能把这个事做成。我很怕这是个一时现象。万一我做不动了，我希望还有很多人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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