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心问题。近代中国农民问题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政治翻身和共同富裕。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自救运动，曾经以中国农民自己的方式试图解决近代中国的农民问题。虽然它最后失败了，但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却非常深刻。
太平天国对农民政治翻身问题
作为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自救运动，太平天国不可能实现农民政治翻身的根源在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作为小生产者，近代中国的农民不可能有近代平等意识。面对受压迫的贫贱地位，他们希望“翻身”。但他们作为小私有者，又潜藏着财富权力个人占有、垄断的自私意识，因此他们所希望改变的只是财富和权力的占有者而非占有关系。同时，农民小生产的分散、游离的本性，使“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再者，“农民本身是个封建阶级”。作为封建阶级的一部分，农民阶级是皇权主义者，“农民在反抗地主的斗争中，对‘好皇帝’心存幻想，误认为它是超阶级的，可以代表一切阶级的利益，从而认为皇权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观念”。
太平天国对近代中国农民“共同富裕”问题的解决，是试图依托新建立的各级政权机关，根据《天朝田亩制度》，重新平均分配土地，从经济上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实现他们心目中的“共同富裕”。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太平天国提出的理想是“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作出以下规定：一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建立土地天王国家所有制。二是平均分配土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三是对农产品和其他一切物品实行共有和平均分配，“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最后是重视农业生产，强化小农经济，“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太平天国是从农民熟悉的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出发，来设计他们理想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他们把千年流传下来的小农经济加以理想化、固定化，试图在小农生产的基础上去实现“人人饱暖”的理想，这种温饱理想是小农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在小农眼里，农业生产是唯一的生产形式，是唯一能发财致富的手段，至于工商业，是不牢靠的，尤其是商业，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而且容易导致两极分化，所以太平天国坚决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太平天国的探索显现出强烈的复古和反现代化趋向。太平天国既反映了农民革命的一面，又更多地反映了农民保守的一面。它代表的“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太平天国对近代中国农民“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索，是封建时代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空想。其空想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想的空想性。小农将“共同富裕”等同于土地和财富占有的绝对均等和平均消费，认识不到这种理解本身就是一种主观幻想。它所折射出来的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心理。”其二，手段的空想性。太平天国认识到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存在是产生农民贫困的社会根源，所以主张彻底否定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仅否定地主土地私有制，而且也否定小农个体所有制，力图建立天王国家所有制这种“公有制”形式。但是他们不知道，“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单个经济（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它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上面，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如果在小生产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上，硬要强制推行这种理想模式，其结果只能是普遍贫穷，而非普遍富裕，根本无法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强制推行平均主义的“圣库制度”，结果导致了普遍的禁欲主义。
太平天国解决近代中国农民问题的失败表明：农民虽然构成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但是农民自给自足的经济存在方式，决定了农民是一个无法自救的阶级。作为劳动者，中国农民具有采取有力的政治行动的潜力，并具有采取革命行动的潜力。但是，靠农民自身是不可能发挥和实现这种潜力的。农民需要先进阶级的领导、组织和思想指导，这样才能使他们成为中国历史的行动者，而不单纯是历史上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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