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化寺京师图书馆馆址
1909年清宣统皇帝御批兴建京师图书馆，馆舍设在北京广化寺。
读了《光明日报》2004年12月5日关于“公众阅读率持续走低”的报道，作为一名图
其实，对于图书馆所承担的全民教育的义务，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为许多图书馆学的专家和图书馆的实践者所认识。笔者最近在整理民国方志中的图书馆资料并考察当时的各种图书馆学著作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触：当时的图书馆工作者和图书馆学者，都把普及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作为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来对待，并为此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努力。笔者所翻阅的千余种民国方志，有近300种收录了有关图书馆的内容，其中在叙述兴办图书馆的缘起时，几乎都把“开化风气，开发民智”作为最基本的目的。而且，大部分县级图书馆都和劝学所、民众教育馆、教育公所等合署办公，或者由这些机构兼办。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会减弱图书馆的藏书功能，而其教育职责却得到了有意的强化。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证实当时图书馆的实际效果，但能在开办之初即形成这样的明确认识，对于中国这个全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国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图书馆的数量、规模，还是实际工作水平，都达到了比较先进的程度。据《中国图书馆年鉴》（2003）的统计，截止2002年，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697个，从业人员4.85万人，藏书量达4.26亿册（件），发放借书证918万个，流通人次为2.2亿，图书外借1.04亿人次，期刊外借2.0亿册次。比此前的任一年都增长不少。但是在这些可喜成绩的背后，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是主要的精力仍集中在大型图书馆上，中小型的、县乡级图书馆，则尚未被列入发展计划中。率先扶持和建设位于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地区的大型图书馆，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中国的人口总数仍以中小城市、乡镇以及农村为主，全民素质教育如果忽略了这部分人口，就失去了“全民”的意义。特别是农村人口，他们的先天文化素养已经很低，接受后天教育的条件又极其落后，如果不通过公共图书馆来予以弥补，则只能永远处于科学与文化的边缘。当大型图书馆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国家和政府就应该将注意力转向小型的、农村图书馆的发展上来。七十年前，图书馆的老前辈李小缘先生在其《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图书馆事业之发达，并非指其一二大图书馆而言，乃指其小图书馆（即吾国所谓民众图书馆是也）亦同时发达。……今年社会教育有百万专款，倘能用为办此民众图书馆事业，悉心计划，十年之后，则吾可断言，民众教育之有进步也。”今天重读李老前辈此论，犹有振聋发聩之感。
二是强调馆舍建设而忽略藏书建设。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多寄寓于民众教育馆、劝学所等机构，其中一个苦楚是自身缺乏独立馆舍。这种“有馆无舍”的状况现在依然存在，因而解决馆舍困难仍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与之相联系的另一方面的情况同样值得我们注意：有些地方把有限的财力全部用于馆舍建设上，留给藏书的经费几乎为零。近几年，从省到地市甚至到区县修建了一批新图书馆，有些图书馆的建筑和装饰十分讲究，几乎可以与高级酒店相比美。然而，图书馆里面的藏书以及与之配套的服务却非常落后，许多图书馆人和社会公众对此很不客气地评价：“馆舍是新的，理念是旧的。”《光明日报》2005年1月4日“华夏时讯”报道，青海省的多家图书馆严重“贫血”。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闻，因为全国存在这种情况的绝不止一个青海省。而有关方面将“贫血”的原因笼统归结为“经费短缺”也是不全面的，因为绝对的经费充裕在中国目前是很不现实的，因而如何合理地使用有限的经费更显得有意义。我们不否认图书馆外部建设的重要性，但如果片面追求外部建设，恐怕也不是正确的思路。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到处寄寓固然有许多不得已，但尽量减少建筑费用而尽可能扩大资源建设空间，无论何时都是值得提倡的。在这一点上，民国时期一些地方开办的车载人挑式的巡回文库或流动图书馆，对我们今天仍有许多的启示。
三是关注了知识与信息的获取，而忽略了阅读行为与过程的培养。《光明日报》关于“公众阅读率持续走低”的报道，将新型媒介对传统纸质媒介的冲击视为导致阅读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非常正确的，由此也更进一步地说明，公众阅读率下降绝非图书馆单方面的责任。不过，我们是否也该反思：我们在加速数字化、强调信息化的同时，是不是也不知不觉地忽略了对公众阅读习惯的尊重与培养？数字化、网络化所带给我们生活、工作和学习上的方便，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它以十分先进的检索功能，为我们尽快地获取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提供了非常满意的服务。但是，数字和网络不是万能的，不能代替一切。它首先不能代替阅读。比如，不受时间、地点、方式的限制，在火车、飞机、田间地头、自家的炕头，十分轻松随便地读书，数字和网络就无法满足；在文字与纸张完全统一的环境下，以更人文、更个性的方式去读一部书，数字和网络也无法实现。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和网络，查询《红楼梦》中的某个人、某件事甚至某句话、某个字，但恐怕很少有人会在数字环境下，去通读《红楼梦》。可以这样说，数字和网络提供的是知识和信息，追求的是目的和结果，而书本则提供文本和全息，追求的是过程和行为。两者无轻重高低，自然也不可或缺。所以，发展数字图书馆和图书馆的数字化，绝不能以削弱和牺牲传统图书馆的性质与功能为代价，那种认为中国只需一两家图书馆保存纸质文献其余皆可完全走数字化道路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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