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长期对峙,金源文人如何看待南宋文学？这无疑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从中可以折射出金代文人的南宋文学观,也会启发我们作出一些新的思考。
在南宋各体文学中,诗歌的比重最大。杨万里以其独树一帜的诚斋体在南宋享有盛名;其巨大的创作量,多部诗集的刊行,为其传播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其诗又多以自然界为题材
与此相关的是元好问在《又解嘲》中对南宋诗人张?、徐似道的评价 “诗卷亲来酒盏疏,朝吟竹隐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道无 ”据钱钟书先生的解释,《竹隐集》是南宋诗人徐似道的诗集,《南湖集》是南宋诗人张?的诗集,元好问“以山谷配东坡,弹压南宋诗流”。徐似道、张?只是南宋诗坛中的小诗人,他们何以进入元好问的评论视野 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是诚斋体的追随者。张?是效仿诚斋体的诗人。徐似道亦学诚斋,深得诚斋体貌。诚斋体以其活泼有趣而惹人眼目,但随着金末社会动乱的加剧,随着金王朝的灭亡,诚斋体越来越不适应北方文人反映现实、抒情言志的需要。元好问批评张?、徐似道的“新句”,实际上是间接弹压新巧的诚斋体,从另一个方面揭示出诚斋体在反映国家衰亡、民众不幸等方面的局限性,体现了元好问的诗学见识。
除诚斋体之外,传入北方的还有曾?的《宋百家诗选》。该书在南宋就受人批评,有人说它“识鉴不高,去取无法,为小传略无义类,议论亦凡鄙”,有人说它“诗选去取殊未精当”。该书在北方同样激起元好问、王若虚等人的不满。元好问在评价其《中州集》时,曾以该书作比 “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元好问批评的侧重点不是其去取不精,而是它偏向于江西诗派的立场。王若虚也几次涉及该书,有的是批评其中所选之诗,有的是批评曾?的具体观点。无论哪种情况,都折射出他反对江西诗派的一贯态度。如曾?称赞徐俯《戊午山间对雪》“积得重重那许重,飞时片片又何轻”两句“警策”,称赞朱松《春日二首》“点化精巧”,都遭到了王若虚的否定。江西诗派在南宋的影响源远流长,追随者众多,而在金源却遭到普遍的抵制,这体现了南北诗学观的巨大差异。
金代文人对宋诗虽然也多有批评,但还是能够承认其成就和地位。《滹南诗话》说 “宋人之诗,虽大体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也。”这说明王若虚没有因为政权对立而故意打压宋诗,较好地体现出公正性和客观性。
相对于诗歌而言,金代文人对南宋词的评价更高一些。刘祁在《归潜志》中说“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将宋词视为真正的诗。金亡之初,元好问重读陈与义《临江仙》等遭遇乱世、寄怀世事沧桑感慨的词作,感同身受,激起了他的共鸣。因此,他称赞陈与义的词像诗歌一样,隽永有味,有“不传之妙”,“愈嚼而味愈出”。显然,他的这一评价比胡仔等人“奇丽”的评价深刻多了,也精当多了。
元好问对辛弃疾词也有精粹的评论。他认为有词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认为陈与义、辛弃疾等词人的词作“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这一认识充分揭示出稼轩词的词史意义,最接近今人对稼轩词的评价。如果对照南宋词论家关于辛词的认识,就更能见出元好问独到的词史眼光。南宋人陈模的《怀古录》成书于淳?八年之后不久,书中说当时词人“只说周美成、姜尧章等,而以稼轩为豪逸,非词家本色。”说明当时相当一部分词人甚至是大多数词人并不认可稼轩词。年代较晚的南宋著名词论家张炎仍是如此,他批评辛弃疾与刘过的词不是“雅词”、是“长短句之诗”。在稼轩词史的确定过程中,以张炎为代表的南宋词家之论真是历史的倒退。相形之下,元好问等人的观点是多么的难得！
当然,金人对南宋词并非全是赞美,偶尔也有微辞。王若虚曾征引南宋人刘望之的《鹊桥仙》词,认为“只应将巧畀人间,定却向、人间乞取”等句是点化北宋初年诗人杨朴《七夕》而成,也是江西末派习气,“欲益反损,正堪一笑”。王若虚以其别样的眼光从南宋词中发现江西诗派的影子,揭示出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江西诗派对南宋词产生了一定影响。
宋代散文取得了超越汉唐的成就,王若虚给予比宋诗还要高的评价,说“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对宋代散文好议论的特点,王若虚也能从正面揭示其意义。他反驳陈师道“今之记乃论也”的论调,认为“议论虽多,何害为记” 他还进一步肯定宋代散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的历史贡献。这是就宋文整体而言,具体到南宋散文,王若虚不免有所批评和否定。孙觌是南宋四六文名家,颇受南宋人的好评,有人称他“笔势翩翩,高出流辈”,“每一篇出,世所传诵”,有人称他“四六清新,用事切当”。对这样的南宋名家,王若虚能够力排众说,独抒己见。他曾征引孙觌《谢复敷文阁待制表》,果断地指出该文存在两个严重缺陷,一是文体不当,因为四六文不是他所说的“真文字”,不适合抒发“诚实恳恻”之情。二是滥用事典,很不恰当。由孙觌这篇文章,王若虚还进而推导出“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的大判断,这一推论过程虽然失之简单,观点却符合实际。
总体来看,金代文人比较关注南宋文学。由于政权的对立,他们可能有意回避了对南宋爱国文学的评价,加之双方文学交流有限,他们对南宋文学的评价不是很多,不可能全面,但他们没有故意打压、贬低南宋文学,相反倒是表现出相当高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往往比南宋人自己的评价更准确。这或许又应了那句古话――旁观者清？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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