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逆鳞”一语出自《韩非子・说难》，意思是说龙之喉下有逆鳞径尺，人若触之，则必动其怒而为其所杀。韩非以此隐喻古代谏臣难免触怒君王，遭罹杀身之祸：“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在中国古代，“谏议”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伴生物，而“婴逆鳞”则是士大夫谏政悲剧的代名词。
古代
作为中国朝廷谏官之主体的儒家士大夫，深受儒学积极入世精神和伦理政治主张的熏陶，将治国平天下视为人生追求的理想目标。他们本着对“社稷”、“天下”的强烈责任感，常常在“谏议”中恪尽职守，不计个人得失，有的甚至不惜丢掉富贵荣华乃至身家性命而冒犯“龙颜”，以“天命”、“民心”“礼教”等为价值尺度来规劝君主。而“谏议”制度的推行，又为他们的“进谏”提供了合法渠道与制度保证。“谏政”使士大夫进入封建王朝的核心统治层，通过参议朝政而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谏政”总是伴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如果不知晓或者藐视君主政治的“潜规则”，公开直白地针砭时政、要求君主放弃既定决策而改弦更张，那就往往成为“婴逆鳞”的牺牲品。
从根本上讲，“婴逆鳞”现象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古代，虽然儒家强调的“天命”、“礼法”、“纲纪”具有理论上与制度上的神圣权威，但君主的个人意志却支配着政治运作的实际过程。西汉司法要臣杜周就称：“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也指出，“法者天子制之”，“法者天子操之”。这些看法正是君主专制特征的本质反映。在当时，“唯君是尊”始终是神圣的国家政治原则，君主的个人意志最终是衡量政治意见的主要标准。在此情况下，士大夫阶层的“谏议”、抗争难免要与君主个人的独裁意志相抵牾，即便是比较开明的唐太宗贞观年间，“谏议”也是以君主引导为前提的。难怪著名谏臣魏征要对唐太宗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正因为如此，除了少数像唐太宗那样的贤明君主鼓励进谏、虚心纳谏外，大多数君主都唯己是尊，独断专行，对“逆耳”之言、鲠直之士难以包容宽忍，谏官也多半“明哲保身”，噤若寒蝉。就连善于纳谏的唐太宗也感叹：“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 ”由是，“谏议”也就常常流于形式，成为虚假的“摆设”。在谏议制度十分完备的北宋，就有大臣力陈这一弊端：“台谏之臣，或稍迁其位，而阴夺言责；或略行其言，而退与善地；或两全并立，苟从讲解；或置于不问，外示包容。使忠鲠之士，蒙羞难退。”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如果不识时务，冒死进谏，也就必然要历劫“婴逆鳞”的人生悲剧，轻则革职下狱或流放，重则丧命刀斧。西汉时，周亚夫、申屠嘉、王嘉、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要臣名士，均因谏诤而遭到迫害。东汉初，光武帝迷信图谶，决策多疑，给事中桓谭进谏，认为此乃“诡误人主”的“群小之曲说”。光武帝闻后不悦，在灵台问谭：“吾欲谶决之，如何？”谭因劝阻而险些丧命，后被贬出朝廷，郁闷而死。北周宣帝为阻止群臣规谏，“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动止所为，莫不抄录，小有乖违，辄加其罪。”唐初，高宗以皇后无子而欲立武昭议，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以有悖人伦而以致笏殿阶、叩头流血之举来竭力谏阻，但结果是被怒驱出宫并贬官降职。
随着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固，“婴逆鳞”的悲剧越到后来越悲壮。明朝君主为显示君威，滥用严法苛刑，辅之以厂卫制度，谏官惨罹杀戮之祸者无算。明初，太祖为使臣属绝对听命于己，常对直谏之士无情杀戮。御史王朴与其争是非而被冠以“诽谤”罪名处死，大理寺卿李仕鲁推崇朱熹理学，劝太祖摈弃崇佛之举，并以辞官力谏，也被杀于宫中。明太祖还首开在朝廷上公开鞭笞直言大臣的“廷杖”，不少人被抽得皮开肉绽，当场毙命。在明代，场面最壮观的有士大夫因拼死谏诤而遭受的两次廷杖，一为正德十四年的“谏止南巡”，舒芬、黄巩等146名大臣遭到廷杖，其中死11人。嘉靖三年的“大礼仪”之争，丰熙等134人遭到廷杖，死16人。此后，不少要臣也每每因谏言而惨遭此刑，“天下莫不骇然”。中国历史上的“婴逆鳞”现象，既折射着君主专制本质的悲剧，更透显出理想追求的悲剧。在“伴君若伴虎”的封建时代，面对君主的专制淫威，不少有着“社稷”情怀与政治良知的儒家士大夫，敢于“依仁踏义”，舍命不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们的凛然正气与无畏精神，无疑是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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