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作为“孔家店”的二掌柜，其地位不可谓不尊，其声誉不可谓不隆。可是，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在历史上，孟子的际遇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他身后的处境其实相当尴尬，一方面作为儒学道统的重要人物之一备受后世儒林的尊崇；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默默忍受诸多反对者的诋毁。应该说，这种既被抬举又遭贬损的处境，是
孟子身后一步步走向“亚圣”宝座的历史人所共知，我们不妨来看看他在历史上遭贬斥、受窝囊气的一面。早在汉代，孟子就成了不少人嘲讽的对象，王充作《论衡》，专辟《刺孟》篇，声称“非孟子之贤，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说孟子同俗儒乃是一路货色，没有什么可值得敬重的。盐铁会议上，孟子更被桑弘羊等人视为“迂腐”的典型。到唐代，孟子的境况也没有好到那里去。《贞观政要・崇儒学》记载唐太宗尊崇儒学，大办学校，尊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崇卜、子夏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庙，可是在一长串名单里，孟子却不与其中。
到了宋代，孟子似乎更是霉运临头，很多人居然以骂孟子为时尚。何涉的《删孟》、司马光的《疑孟》、李觏的《常语》、苏轼的《与孟子辩》、陈次公的《述常语》、刘原父的《明舜》等，充斥着贬斥孟子、诋毁孟学的内容；而《艺圃折衷》、《邵氏闻见后录》、《习学记言序目》等宋人笔记中，也不乏诅咒孟子的言辞或故事。李觏等人的非孟言行，甚至被时人编为街谈巷议的材料。如无名氏的《清山道话》记录了李觏讨厌孟子的一件典型趣事。说是李觏对孟子不感兴趣，生平最乐意做的一件事就是喝酒骂孟子。有一次他得到一位达官赠送的美酒数斗，自己家中酿制的酒也恰好香熟。这一情况让某位读书人知道了，于是便投其所好，专门写了几首咒骂孟子的诗歌，前往李觏府上混饭吃。当李觏读到“完廪捐阶未可知，孟子深信还可痴，丈人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人杀之”这样的诗句时，不禁大喜过望，浑身舒坦，马上将此人引为同道，挽留他住下，奉为上宾，一边举杯痛饮，一边切磋骂孟心得，“流连数日，所谈无非骂孟子也”。靠骂孟子能够混吃骗喝，确也算得上奇事一桩了。
明清两代，贬毁孟子的现象同样史不绝书。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对待孟子所采取的态度。这位心胸狭窄、顾盼自雄的专制皇帝，对孟子恨之入骨，曾一度将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庙，对《孟子》一书大加删削，把书中带有民主性色彩的内容一一抹去，编出一本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孟子节文》来哄骗士子。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孟子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人呢？说白了，就是孟子的思想中多有不合封建专制时宜的内涵，如提倡建立较为合理的君臣关系，主张民贵君轻，强调限制君权，鼓吹人本意识等等。而这正是专制君主和他们的忠实走狗所无法容忍的。在他们看来，君权至高无上，纲常名教不可动摇。孟子触犯了这个忌讳，自然是封建伦常的叛徒，必须严加声讨。李觏对孟子的申斥，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阴暗心理。在《常语》一书中，李觏列举了孟子的十七条罪状。主要的观点是：孟子名为孔门传人，实为孔门叛逆：“彼孟子者，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孟子所提倡的仁义，同兵家、纵横家的歪理邪说一样，都是扰乱天下的祸首，“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孟子在周天子尚存的情况下，居然劝进诸侯行天子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让这些封建专制的卫道士尤其感到恼火的是，孟子处处打着“仁义礼乐”的招牌，具有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其资博，其性慧，其行轻，其说如流，其应如响”（《艺圃折衷》）。在他们眼里，孟子是在“能以诗礼”的幌子下，做“诵仁义，卖仁义”的事情，往往能让普通民众“受骗上当”，忘却“君臣大义”。这种内部敌人，比外部异端如商鞅、韩非、申不害、李斯、张仪、苏秦之流更为危险。所以，对孟子不能不骂，并且不能不往死里骂，这大概是历朝历代咒骂孟子之声不绝于耳的重要原因。
替孟子感到庆幸的是，他运气不错，生活在文化环境相对宽松、思想言论比较自由的战国时代。死后虽被人骂，但不管怎么骂，他都听不见了。尽管专制皇帝朱元璋等对他恨得牙根痒痒，说什么“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明史・太祖纪》），但终究也只是说说而已，实则无可奈何。倒是孟子的在天之灵看着专制君王如此气急败坏、却又寻找不到报复发泄的机会的狼狈模样，可以偷着乐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