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一词指称17世纪和18世纪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知识界和社会上发生且获得普遍拥护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全面地涉及到上帝、理性、自然、人类等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其思想主张和理智趋势得以广泛传播，并赢得世人的广泛认可和赞同。启蒙运动的特点是破除迷信和神秘主义，张扬科学（时称自然哲学
启蒙运动产生了诸多有意义的影响，库尔茨的概括具有代表性。其一在于科学革命和知识的连续暴涨。其二在于技术改变、驯服和征服自然，减轻人的痛苦、贫穷和疾病，有助于人的健康和幸福。其三在于普遍的教育、阅读、写作和学习取得了惊人的进展，这些曾经被看作是上层阶级的特权，现在成为所有阶层儿童的一般权利。其四在于民主革命的进展，这种革命以席卷之势横扫法国、英国和美国，进而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以致对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的捍卫现在被全世界接受了。
科学和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两个主要思想主题，并在启蒙运动中广远流播，深入人心。尤其是，科学的理性和实证精神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乃至社会风尚。正如汉金斯所说：18世纪的自然哲学家相信，科学革命正在改变人类的一切活动，理性是正确方法的关键，它甚至会毁坏宗教法庭的基础。达朗贝尔描述了他所目睹的自然哲学中的革命：“我们的世纪被称为卓越的哲学世纪……新的哲学方法的发现和应用，与各种发现相伴随的那种热情，宇宙奇观在我们身上引起的理念的某种提升―――所有这些原因造成了心智的强烈的骚动，就像冲破了堤坝的江河一样从各个方向蔓延穿透大自然。”
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也在启蒙运动中大行其道。同时，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哲学的新方法不仅在科学中彰显威力，而且也被积极引进到科学之外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乃至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汉金斯指出，启蒙运动的新批判精神怀疑一切未经论证的东西，事实上，这种精神在自然科学中出现之前，就已经在文学中出现了，但是却得到迅速成长的自然哲学的支持。自然哲学进步的途径，就是自然哲学家使用牛顿的方法，去完成牛顿的研究计划。于是，启蒙运动的科学就是“牛顿的科学”，其哲学就是“牛顿主义”。格林斯基断言，启蒙不是一组固定的信念，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为建设性的思想和行为开辟道路的批判态度。18世纪的科学深深地渗入到当时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之中。本戴维描述了科学方法向社会科学的扩散：到18世纪末，社会科学的思想潮流都使用了科学探究的原则，二者都觉得摆脱了传统的权威，只对科学程序和科学方法的权威负责。
由此可见，科学与启蒙运动可谓一对并蒂莲：启蒙运动催促了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兴旺，科学壮大了启蒙运动的声势和力量，并且使启蒙运动更加深入人心，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启蒙运动似乎在20世纪初的中国得到了某种“回应”―――五四运动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中国的启蒙运动虽然在时间上迟了欧洲300年左右，但是其气势和影响却不可小视。科学在五四时期（泛指1919年前后的二三十年）的启蒙运动中依然扮演了主角和先锋，而且五四先哲没有忘记让民主这一主角与之配对，从而使中国的启蒙运动具有像欧洲一样的科学与人文珠联璧合的色彩。这恐怕不能说是历史的偶然巧合，也许是科学的启蒙本性使然，要知道，科学是愚昧的天敌、迷信的克星、教条的醒酒、专制的对头，也是民主的伴侣、自由的帮手。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启蒙运动，科学在其间又一次扮演了主角和先锋。
现时代，一些人文批评家在后现代主义和“国粹”主义的旗帜下，对欧洲的启蒙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予以指责，甚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实际上是借反思之名，行反科学、反理性之实。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对启蒙运动加以批评，而在于如何反思和批评。对于启蒙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某些偏激倾向和过激之辞（包括某些贬义的科学主义见解），从严肃的学术研究角度和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目的出发，重新加以客观的审视和公正的评价，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否定其主旨和大方向，则无论如何是不足为训的：轻则是非历史的，重则是反历史的。当然，要对这些错误观点仔细辨析和据理反驳，属于另外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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