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北京某医院的千元挂号费引发了一些议论。对千元挂号费，人们大都持拒斥的态度。不过，为之辩护的声音也不是没有。
千元挂号费到底贵不贵？说不贵，也并不就是矫情找骂。当下消费领域，尤其是服务消费领域，人们消费能力的差距可谓大矣。此所谓“大”，实际上已经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有
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千元挂号费究竟贵不贵，这还能成为一个问题吗！？4月23日，温家宝总理到四川巴中农村考察，在一位农民家，总理问这位患高血压的农民“看病住院花了多少钱”，农民回答说两次住院花了3500多元，是在辽宁挖煤的儿子寄来3000多元钱，把欠债给还了……总理说道：“农民看病难一直是我记挂的一件大事……”
所谓普通民众，也不是仅指农民。千元挂号费，对普通市民而言，也绝对是一个高门槛，即使是北京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大抵也只相当于挂两次号的费用。当然，为千元挂号费辩护的意见看似也不无道理，比如，嫌千元挂号费贵的人可以到挂号费便宜的医院就诊；千元挂号费本来就不是为工薪阶层准备的；优质优价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等等，不一而足。然而，也正是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道理，暴露了我们现存医疗卫生体制的扭曲之处。
实际上，我们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远非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既非竞争性市场，就没有均衡服务价格的外在强制性力量。可是，我们的医疗卫生体系也非过去那种可以由行政主管机关“说了算”的服务体系，由此，也没有了昔日那种对医疗服务“不讲道理”的限价措施。这样，来源于市场的牟利冲动和凭借于市场的牟利正当性，在无以约束的非市场环境中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在现阶段，对公立医院服务价格制约的任务应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从国外的经验看，由保险公司对医疗服务项目进行招投标，进而约定服务细则和价格，是均衡医疗服务价格的一个有效方法。对那些收费畸高的医院，保险公司可以将其排除在投保人就医医院的范围之外。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投保人必须与保险公司处在平等地位，并且可以制约保险公司的行为。如此，由保险人制约保险公司，再由保险公司制约提供服务的医院（实际上，医院也同样制约着保险公司），投保的消费者自然就成为这种制约的受益人了。如果理顺这种关系，别说千元挂号费，就是万元挂号费，又与我们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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