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南开大学副校长，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
教育周刊：1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进展不可低估。特别是，各方面对高校的投入大幅度增加，高校教学条件改善，教师队伍稳定，同时随着扩招高等教育开始走向了大众化。在这个前提下，近年来，大家开始对大学当前状况及今后发展之路的谈论多了起来。
陈洪：我认为，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成绩不小，但问题不少，特别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不解决，将难以有真正的“世界一流”。为了中国高等教育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认真面对问题，研究问题，而不能讳疾忌医。
教育管理不是行政管理
教育周刊：曾经有人对国内一所著名高校作如下评价：一流的生源，二流的师资，三流的管理。并将此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先进水平形成差距的主要原因。您以为如何？
陈洪：管理不行，是我们国内高校的普遍问题。高校中那么多管理研究机构、管理学专家，为什么高校管理还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高校不是机关，不能用行政化的手段去管理高校。
我认为，目前大学管理中存在着“行政化”现象，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这是现在高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它已经影响到大学的发展。如不能及时解决，将会留下历史的遗憾。
高校的主要领导要对谁负责？现在，我们普遍是对上负责，即对主管机关的领导负责，而缺少对下负责的机制，对学校中的老师、学生、学生家长及家长所延伸的社会负责不够。我们的校长，平时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整个社会对大学教育的期待、学校传统的发扬、教师学生的利益，还是上级领导某一段时间的想法？想的更多的是教学、学术，还是某些指标性的工作？重视指标，恰好是某些行政部门的最主要体现；而过分关注指标，就会忽视大学职责的根本所在，这是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
教育周刊：任何一个管理体系都会有一定的指标。没有指标，似乎也就没有了管理的依据。
陈洪：指标肯定是不可少的，问题是指标与“所指”的本末关系，还有指标的合理性，衡量指标的机制的合理性，值得我们反思。目前高校要应对的各种评估、排名和相关联的指标过多，而这些指标又不能准确地表示其数字背后的质量，甚至这些指标中掺杂了过多的非学术内容，这就使管理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比如，又一轮学位点的评议开始了，由于“点”数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影响的重要指标――而不是随学校类别而不同。所以大家一窝蜂地上“点”，关心的都是我们又能增加几个博士点、硕士点，而不是这些点后面的教育、学术质量。为争学位点，八仙过海花样百出，有的甚至不择手段。有知情人说，作一个评议委员比作一个院士“实惠”得多，这实在很可悲。说到底，是非学术的导向在起作用。当然，这只是一个小例子而已。
行政权力应有所节制
教育周刊：个别人不择手段，应该是对整个管理体系的破坏，责任在个别人身上。为什么您对整个管理体系提出质疑？
陈洪：“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级机关对高校管理的依据就是这些指标，分配资源的依据也是这些指标，而对指标背后的实际意义可能并不十分关心。以前，主管行政部门对高等教育的介入力度不是很大。现在不同了，随着对高校的投入增加，资源分配成为高校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争夺资源成为大学校长的主要任务。而未按教育规律办事、以行政权力主导资源分配的事情太多。某一项投资计划涉及几千万，行政机关的一个处长就决定了。为此，不知有多少大学的校长奔走于门下，而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对其起到制约作用。高校扩招以后，生均占有资源下降，这种情况下，基础教学的投入理应增加，但新一轮投入的兴奋点却并不在此。这种情况关乎今后一个长时段高等教育的质量。实际上，当前高校普遍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是和上述资源分配的导向分不开的。
行政机关对高校管理介入过多，特别是以资源操控为杠杆的介入，很容易使教育偏离自身的轨道。其实，前一段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学术失范及学风问题，很大程度也是由此而产生、加剧的。
行政权力膨胀对高校管理的影响，还表现在大学里行政层级观念过重，且有蔓延之势，导致高等教育从业人员价值取向出现偏差。教师的责任、学术的准则在行政强势面前萎缩，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学人的良知、学术的尊严、思想的价值――这些对健康、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东西都将不免滑落乃至衰竭。另外，在这种潮流影响下，产生了“教而优则仕”的倾向，有些学者本来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却挖空心思加入管理行列，而其实毫无管理能力，以致管理混乱，两面皆误。
必须建立符合教育规律的问责与督查机制
教育周刊：您说的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扭转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定式？
陈洪：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时间的。但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甚至避而不谈，就会影响高等教育进一步的发展。所以，直面现实，广开言路，进行客观的现状分析，是当务之急。
我认为，高等教育管理必须建立起有自身特点、符合自身规律的决策机制、问责制度和督查机制。一个计划的出台、执行和评估，要让直接从事教育、研究的人有充分的发言权。越是影响面宽、力度大的决策，越要避免行政领导一言堂。前两年一哄而起的“大学城”风、贷款风，都是决策缺乏合理机制的结果。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教育界应该借鉴、适应、服务于这种变化的形势，不能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行为模式里。另外，还要研究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在各个层面上的关系，要把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关系处理好。至于当前，至少要有必要的问责制和督查制。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可以考虑在不同层面有不同机制。如国家与地方省市，不妨在人大的架构下吸收院校教学、科研及管理第一线的代表来共同建立；学校内部，则可以考虑校务会议与教代会、学生会的结合等等。这样，权力的运作可望较为慎重一些，有限的资源可望得到较为合理的使用，避免在大的问题上交出太多的学费。
同时，校内的一般意义的管理体制也必须作出有力度的改革、调整。当然，简单说“教授治校”并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其实在国外，教授治校也不是完全行得通。但让教授们有较多的发言权，特别是在学校的根本大计上，在教育本身的各个环节上，能够张扬其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则是十分必要的。大学应率先成为科学行使权力、有效地制约与监督权力的和谐社会单位，然后才能建立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健康育人环境，真正成为优秀人才的摇篮。
高等教育得到社会的很大支持，更负载着社会的殷切期望，怎样对得起社会、民族和历史？我们不思考不行，不改进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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