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上旬，我的眼泪已经能够控制的时候，接到了克家先生病中写的《哭端木》：“你去了，消息来得晚，我在病中听到，惊坐起，泪涟涟，相交50年，往事忆来有万千，当年的欢聚，化成一片悲酸。在京华，入老年，你病我也病，高楼相望，诗文交换，不得见面，连通个电话，听听彼此的亲切声音
，也难、难、难！想起来难受，但彼此祝福，同在人间。而今，你走了，带着出众才华，众多声誉；留下不朽著作多卷，留下了我这个92岁的病夫，终日卧床，咀嚼往事，痛失老友，许多心里的话，向谁倾谈！？呜呼，我呼天！”
这字字句句都是泪的诗句，禁不住使我更伤心地哭了起来……
任何一个人，都逃脱不了离开人世的命运，有好，有坏，恶人是否下油锅，我不知道；但好人入天堂，到极乐世界与亲友欢聚，我是深信不疑的。留在世上的也就是亲情与业绩，以及亲人好友们采取的一切形式，对他们的无限怀念。
我早就知道诗人臧克家了，1960年我和端木结婚后，看过端木保留的1948年他们在香港的相片，那时克家大女儿小平还在郑曼肚子里呢。我和克家先生见面是在1964年春节期间，克家先生请我们全家三口到欧美同学会午餐。我们按时到达，克家先生已经带着他的小女儿到胡同口迎我们了。
端木问：“郑曼同志呢？”克家说：“她今天有个会，得去参加。”
端木说：“星期天还开会呀？”
克家高兴地说：“郑曼可成了大忙人了，不但入了党，还当了区人民代表。她说如散会早，她就会赶来。如果晚了，就可能失陪了。”
克家先生穿着藏青色中山装，瘦高身材，山东口音重，讲话比较快，不注意听就会漏掉衔接词。但给人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不像老诗人，倒像一位质朴的“老农”，使人愿意和他亲近，谈心。
我们边说边往里走，小苏伊早拉着比她小的蕻蕻走到前面去了。苏伊比蕻儿大一些，克家介绍小苏伊出生那年,正是苏伊士运河爆发了战争，后来经国际调停，还是平息了。小苏伊就在战争平息的那个当口诞生，因而取名“苏伊”。
端木笑着说：“这个名字取得好，有国际意义！”
克家也挺高兴地问我们女儿的名字，我说叫“钟蕻”。他“哦”了一声，有点不解地看看我。
我忙解释说：“因为端木本姓曹，要让女儿姓曹，还得加个注释，才能知道是他的女儿，不如就随我姓钟，取名蕻，用我们两人一人一个字：‘钟蕻’，公平合理、简单明了。”大家都笑了。
“文革”凶浪过后，文坛有些好友逐渐恢复了往来。克家先生的小院，尽管在“文革”中挤进去的住户还没有完全搬出来，但还是老友愿意常去的地方。端木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一次在克家家中，还遇到了曹靖华，晤谈甚欢。克家滔滔不绝的口才，把曹靖华和他都“打败”了，还不许走！催着郑曼开饭，定要吃了饭才许离去。曹靖华躺在克家床上，端木靠在沙发上，克家还在激动地说个不完，主要谈到一些文坛派别之争。端木回家后，马上就躺在床上了，家人还以为他病了，他说没病，是让“机关枪”打的。
这以后，端木和克家诗书往来不断，一般都很短，有的以诗代信。
1994年6月19日，克家来信：端木：
久违也，信也无。今天，读了你悼念玉屏一文，内心感动，忆往事，念故人。半年来，我有十六位友人逝世，悼故人，行自念也。
我，近九十，心身尚“健”，每日散步四次，共约二小时，事情极多，一累即垮。
想起十几年前，我是你“六米斋”的常客，现在你虽是坐轮椅了，但，天相吉人，能诗能文，已经不错了。不少同志，经常住院，如曹禺、艾青，情况可想。
我经常为人服务：题书名，题词，写条幅……日必有之，甚至多次，苦中自有乐在也。读书甚勤，旋读旋忘，又气又可恨，有时也写点短小诗文，以抒感也是自娱。社会活动极多，几乎全不参加，无此心，也无此力。
今天兴来，给你写十三行，以寄相思：耀群同志好！郑曼致意！握手！
1995年7月2日，端木给克家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克家兄：
上次电 话 中谈话，因我咳嗽，承你们关怀，让我把电话挂了，未能畅谈。想今后，也没有这种良机，因为我说话不清楚，又加有个牙板（假牙）所以打电话就什么也说不成了，只好作罢。咳嗽见好，请勿念。
承兄赠诗，诗与字俱佳。今日，雨过天晴，我便和了一首，抄录如下：
元白千古事，诗思志更执。我乃一拳石，愿共泰山松。
“泰山松”即兄也，一笑。此，即颂健康。郑曼好，全家好！
看着端木的这封信，再对照克家先生的《哭端木》，俩人半个多世纪的友情、诗情，都跃然纸上，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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