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栾川的这种“开门引资，关门捉资”的举措，虽然典型，但却并无太多的“技术”含量，不过是设下圈套、诱人深入，先埋伏再伏击。这种做法如果放在战争年代，多少也算得上是克敌制胜的招数。只是可惜，栾川把这些招数用错了地方。
相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应该算作是后发展地区。所谓“后发展”，只是标明发展时间上的相对滞后，并不决定经济绩效和发达程度对比的排行位置。实际上，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始，后发国家或者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后来居上的事例真可谓信手拈来，不胜枚举。发展经济学把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其所具有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既是后发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凭借，也是后发地区树立发展信心的心理依据。从这一点来看，栾川的后发优势倒是实实在在的，其优势比起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的那些典型只多不少。不是么，天赐的矿藏，优越的地理位置，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栾川还缺什么呀！其实，问题也正在这里。我们所谓后发地区的后发优势，并非是后发地区在开始发展之时才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早就存在、早就具备的。可是，为什么后发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时候，那些早就存在、早就具备的东西可以变成为发展的优势呢？简单说，正是相关制度上的变革，使这些早就存在的东西转化成为发展的优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足以说明这一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之前，有谁往他们的地底下注入石油了么，有谁在他们的地底下埋入矿藏了么？是的，他们有靠近沿海的地利，然而，他们以前为何就没有利用这一地利来促进经济发展呢？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实际上，有后发优势，就必有后发劣势；优势与劣势是相伴而存在的。优势大于劣势，后发优势就可以显现出来，就可以化解劣势，就可以变劣势为优势。反之，劣势大于优势，后发优势就什么都不是，构成后发优势的那些天然地理条件就会被白白地浪费掉。上世纪末，一本颇有影响的研究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著述，在比较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成效后，给出了一个答案：所有成功的后发展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产权制度健全，制度运行的成本低廉。由此答案逆推，我们也可以找出那些不成功的后发地区的后发优势何以发挥不出来的原因。
由此，栾川的所作所为必有其可以如此作为的行为基础。这样的基础，恰恰就是以上所述的后发劣势。这样的后发劣势不除，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能会得意于一时，但绝对不会长久。“开门”容易，“关门”也不难，可要再“开门”设套，怕就不那么容易得逞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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