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第19期上有一篇文章题为《实际工作中的马克思》,作者史傅德通过对19世纪中期马克思写下的大量的不为人知的手稿和读书笔记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活生生的、正在从事其伟大的“思想实验”的马克思。当
学术创新与理论建构必须符合其自身规律。任何一种新的学术观点的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的形成,既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可能是凭空构想出来的,而必然是建立在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深刻了解基础之上。在很多时候,一个问题的发现、一个新观点的提出、一个新思想的形成,看起来只是对原有研究的一点推进,但如果没有对原有成果的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哪怕是一点推进,也是做不到的。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深入而广博的阅读是深刻了解已有研究成果的惟一途径,惟有如此才能在他人研究终止的地方,发现问题并真正开始自己的研究,从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当年马克思在创建他的思想体系时,如果没有毕其一生的艰苦钻研和一点一滴的学术积累,就没有后人熟知的马克思及其伟大的思想。今天担负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建构历史使命的中国学者,同样面临以何种学术精神、何种治学态度、何种工作方法去完成自己使命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只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就够了而不必去读太多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但问题是,不系统研读其著作,何以掌握其精神 以对马克思的思想研究为例,我们既要全面、深刻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 包括他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研究踪迹的系统记录 ,这是完整、准确把握其思想的必要前提;同时也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人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成果,这是确定自己研究课题的意义价值的依据之一。否则既难避免脱离具体话语情境,根据自己“阐释”、“发挥”的需要随意解读套用经典作家话语的非学术的研究方式,也难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在这里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阅读、长期冷静的思考、严肃认真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分辨出马克思在哪里是他那个时代的人,又在哪里藉由他的批判分析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实际工作中的马克思》)从而才有可能以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基础,并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终点,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工作,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
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不是将“问题意识”当作口号,而是将问题意识贯穿在研究活动的整个过程。正因为马克思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系统的研究方法去从事他的“思想实验”。因此“马克思的任何观点都不是无中生有的所谓天才创造,都有它的来源,都是扎扎实实建立在他的广博而全面地研读基础上的。”(同前)但在我们今天这个时资金代,能像马克思那样在研究中涉猎领域极广,且对现实怀有深度的关怀,一旦真正发现了某个问题,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个问题的钻研中,尽可能地去找到一切有关的图书,翻遍相关的期刊的人已不多见了。拍脑袋想出来的“新观点”充斥报刊杂志,理论创新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的心态让人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只要有了“问题意识”,理论创新便指日可待了。他们恰恰忘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真正的学术创新和理论建构是一件十分严肃认真的工作,是离不开学术积累的。离开了学术积累,既不能以学者的眼光去发现问题,也不能从一定的理论高度去解决问题。学术创新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米之炊。从这个角度讲,学术积累与学术创新的关系也是源与流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马恩全集》42卷第126页)因此,无论是提出新问题还是从新视角看老问题,它们均离不开广博的阅读与长期的钻研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学术积累。而任何一个新的结论的得出、新观点的提出也同样需要可靠的论据支持,需要建立在深厚的材料基础上。在这里,重视学术积累意味着研究者对学术史的尊重和对他人研究成果的深刻了解,意味着对自己研究工作的持之以恒、循序渐进。研究者个人学术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其学术素养、学术品格培植形成的过程。
在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工作中,广博的阅读和系统的研究作为学术积累的主要手段,虽然是一件极艰辛的工作,但可以杜绝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和“拍脑袋”式的写作,对于学术创新具有关键的意义。事实上,学术创新、理论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研究者在长期的、有计划的阅读和深入思考的过程中,将大批的文献资料经过思想的过滤和消化,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并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使它们以新的面貌诞生。没有必要的学术积累,就不可能发现真正的问题,更遑论问题的解决,学术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今天人们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建构时,主张关注当下的“中国问题”,倡导中西马贯通融会已是普遍共识。但是真正去做的人并不多,真正做到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因为这是一项长期的、极其艰辛的研究工作。不仅需要研究者抵制各种诱惑,而且需要研究者具备宽展的阅读基础和广博的研究领域,以及需要研究者将自觉的问题意识贯穿在多年如一日认真严肃冷静的思考钻研中。不是谁都愿意做,也不是谁都可以做,更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然而,除此而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没有捷径可走。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建构需要长期的、甚至是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也只有在这学术薪火代代相传中方可形成。也许这就是《实际工作中的马克思》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