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前几年的事情。有一次在贵州一所学校讲学，学生递了许多纸条让我回答问题，其中有一张纸条这样写：“你作为杂志主编，照顾不照顾关系稿？”我的回答是：“不照顾。因为照顾了他，我就照顾不了自己，把自己的杂志搞坏了，不合算。”
话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却大不容易。
学生们理解的关系稿的问题，可能停留在发不发熟人写的没有达到发表水平的稿子这个层面。确实，做杂志的人必须经常面对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又以思想学术类的期刊更为突出。由于中国职称制度的某些弊端，大批年轻知识分子不得不为量化指标疲于奔命。每年的下半年，接近评职称的时候，大多数大专院校学报的发稿通道都拥挤不堪。既然道路拥挤，就会有人想走近路以图超越，“功夫在诗外”的情形因而时有发生。这也就难怪连这位学生要问“关系稿”的事情。
但是，我们所面临的并不仅仅是发不发“关系稿”的问题，杂志还要面对一个是否“维护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做主编的有没有胆量发表那些可能影响本杂志与某些人甚至波及某些团体、某些方面关系的稿件。这里指的当然是有文化意义的批评、商榷类文章，而不是那种以批评名人的方式来换取搭乘名人列车的车票，或者评选“最差”之类的哗众取宠的作秀。
这是关于“关系”的另一个扇面，另一种内涵。如果说，是否刊发“关系稿”涉及的是职业操守，敢不敢刊发危及关系的稿，涉及的就是职业勇气了。
中国人很注意趋吉避凶，提倡说好话，一般不愿意卷入是非。所谓报喜不报忧，已成为中国的传统。学术界更是历来有门派之分，因而有时候，一篇挑战式的文章其学术史意义或者影响学术空气方面的意义，会大于它本身的“学术含量”。
《粤海风》曾经刊发一位教授与人争辩的文章，当编辑部认为争论可以告一段落的时候，那位教授却找到编辑部，坚持要求再给他发一篇驳论，以作争论的结束。他的理由听起来有点奇怪，却反映出某种现实。他说，我的同事看到别人批评我而我没反驳，会认为我没水平。
看来有些知识份子面对批评的时候，是把面子问题放在首要来考虑。当杂志要考虑某些人的面子的时候，就不得不陷入尴尬的境地。所以我认为，杂志最好离圈子远一点。杂志不是依附品，它应当有自己的立场，应当有属于自己的信心。
《粤海风》杂志很少登门向人约稿。一开始是因为资金和人手的不足，加之人微言轻，不敢有奢望，看见人家天南海北四出约稿，只能望好稿兴叹。后来，随着杂志稍稍有了一点点影响，似乎有了些约稿的资本，却又发现原来形成的惯性也有其好处。不与圈子太粘连，就不会涉及关于面子的问题。
只是不入圈子，势必难见那些炙手可热的大家登场。所幸经过几年积累，自由来稿渐渐多了，而我们的标准没有定得太高，最欢迎那些具有丰厚潜质而名声尚未达到颠峰的年轻人。
我想，保留几种游离于圈子的杂志，保留一些于评职称和升迁无益但却是严肃思考、认真操办的杂志，或许是维护学术生态环境的需要吧？
我绝对不敢说自己办的杂志就属于这种需要，但是我衷心祝愿它的存在不至于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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