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美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张伟（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魏向前（东北大学基金管理办公室主任）
缘起
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目前高等教育的主要情形是经费“处于世界性危机之中”。虽然各个国家的体制不同，但全球高等教育成本的上升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使得经费成为中外大学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保证充足的资金投入成为高校工作的当务之急。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政府、受教育者和社会三方共同分担的教育投入体制，面向社会筹集办学资金，已成为高校的必然选择。
应运而生的高校基金会
记者：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办学经费紧张成为困扰我国高校的难题,高校所需的教育资金缺口越来越大,仅仅依靠国家财政已无法满足高校自身的发展需要,另辟筹资渠道便成为各高校的一个必然选择。请你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贺美英：近年来,我国许多大学纷纷成立专门机构向社会筹集办学资金,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逐年增加。就全国而言,有资料估算社会捐赠占高等教育经费的比例已达到3%（2002年数据）。
不过与国外大学相比,无论在筹集资金的绝对数量上,还是筹款的能力上,我们都有相当的差距。美国的一流大学一般都设有发展办公室负责募集资金,机构十分庞大,因为这是学校的主要财源之一。其中哈佛大学的发展办公室有300多人,掌管着180多亿美元的基金,每年募集和运作出的资金20亿 30亿美元,在美国大学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一方面,社会资本市场迅速扩大,2004年7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到12.1万亿元,高收入和富裕人群逐步扩大,一个潜在的捐款群体正在形成;另一方面,随着海外的华人和其他国际机构与国内高校的交往日益频繁,出现了一批为高等教育慷慨解囊、捐资助学的人物和机构,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只要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社会捐赠将成为高等教育一个新的重要资金来源。
魏向前：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捐资办学、捐资助学、捐资兴学的事例不胜枚举。仅以近代历史而言,有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张学良捐资兴办东北大学、李嘉诚创办汕头大学等。1994年1月清华大学率先成立了教育基金会,随后,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相继成立了基金会。
我们曾对教育部所属部分高校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在被调查的30所高校中,已经成立基金会的有8所,准备成立的有6所。截至2003年底,清华大学通过基金会共收入8.07亿元;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仅在1998至2000年间所得捐赠收入为6.5亿元。成立基金会的学校虽然不多,但他们的成功实践,无疑是为我国高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张伟：世界上很多名校都把筹款工作列入学校工作的重要位置,由校长亲自抓。学校筹款能力的大小和筹款金额的多寡,直接反映学校的办学水平和社会地位,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以政府拨款为主,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高校办学经费的日益增长,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办学经费虽然也在不断增加,但远远不能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
出路何在？借鉴国外的经验,应主动地通过市场向社会募集资金,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募款机制和专职队伍。其中基金会组织就是一种有效的载体。我校领导在出访欧美过程中,十分注意考察和借鉴西方国家高等学校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经验,其中得出一条共识,就是申请注册成立基金会。我校基金会成立三年来,共募集资金1.8亿元,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开创了一条长期、稳定、高效的筹集渠道。
记者：我国高校基金会工作现状总的说滞后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基金会出现得也比较晚,而且很不成熟。据你们观察,高校基金会还存在哪些问题？
贺美英：现阶段,我国高校基金会在筹款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 第一,筹款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一方面自身组织和制度不健全,另一方面,从业人员大多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专业化程度不高。第二,学校领导对筹款工作的重视和投入程度不够。在国际上,大学争取社会捐助已成为一种传统,校领导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筹款。而“君子不言利”的思想使得我国一些大学领导在筹款时羞于启齿,往往等待别人主动捐赠,有的缺乏方法和活动能力。也有的觉得机会少,投入精力多,收获少等等。第三,文化传统和政策环境上的巨大差异,国内筹款难度比国外大,使得国内高校基金会很难照搬国外的成功经验。第四,各高校筹款管理工作往往缺乏统一领导和协调。第五,当前资金市场运作风险大,收益低,基金通过运作有较大增值比较困难。
筹措办学资金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
记者：2004年8月在东北大学举行的第七次中国高校基金会工作研讨会上,与会者的一致呼声是 筹措办学资金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对此,你们有什么见解？
魏向前：大学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和所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高等教育是一项耗资巨大的事业,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大学的作用就会受到影响。中国的大学已经具备一定的自筹资金的能力,国家应当鼓励他们。
筹措办学资金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美国高校之所以能够得到巨额的社会捐赠,很重要的是国家或地方政府积极鼓励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捐赠。我国应配合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尽快制定对捐赠人给予各种优惠的政策,特别是在具体税收政策上,比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个人等不同主体对教育事业的捐赠应享受的鼓励政策。
记者：我国高校基金会正处在发育时期,如何使它逐步成熟起来？
贺美英：一些高校已经发起筹备“高校基金会研究会”,合全国高校基金会之力,集思广益,交流提高,共同为高校的筹款工作出谋划策。针对高校筹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正在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首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总结高校基金会工作的实践经验,探索高校基金会工作规律,开展高校基金会工作理论研究,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校基金会发展之路。其次,组织交流国内高校基金会工作及研究的信息动态,促进高校基金会工作开展。第三,开展国际间学术交流活动,借鉴有益经验,为高校基金会工作服务。第四,要配合有关部门对高校基金会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普及、传播相关知识。五,为领导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
目前,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制定与公益捐赠有关的政策和法规,我们应当注意收集整理各高校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与政府官员座谈和提交书面建议等形式,反映高校基金会的合理要求,向政府建言献策,为高校基金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基金会工作队伍
记者：在争取国家政策扶植和学校充分重视的同时,还应当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基金会工作队伍,做到募钱有招、生财有道、用钱有效。在这方面如何借鉴国外大学的成功经验？
张伟：我国高校基金会才刚刚起步,与国外著名高校基金会差距较大,我们要重视基金会的组织建设,根据基金会的业务特点和学校的具体情况,搞好基金会的机构设置,制定完备的岗位职责,进行有效的目标考核。只有完善的组织体系和有效的运行机制才能保证高校基金会取得实际效果。
基金会是一项集人文、社会、经济、教育、金融于一体的综合性工作,需要配备和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专职工作人员。据我所知,在美国有几所大学或研究机构专门培养募款专职人员。近年来,我国也在开始研究非营利机构问题,培训专职工作人员。高校基金会应在工作实践迅速培养一批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分别从事捐赠活动策划、劝募游说、项目管理、资金运作等工作。
魏向前：高校的筹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活动,其研究内容涉及如何建立信用、如何选择筹资运作模式、如何确定筹资战略、如何使用筹资专家等,涉及公共关系学、营销学、广告学、法律等多学科知识,如何筹集资金应当成为一门科学。
高校应认真分析资金来源的结构、各来源渠道的性质、增减变化以及各筹集方式的成本费用等,争取用最低的资金成本和财务风险筹集到最大的可供使用的资金。另一方面,基金会工作不仅是筹资,还包括基金的使用、资本运营等等。这些工作都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管理,而是极富挑战和创造性很强的工作。
从创意筹资理念、发掘筹资对象、探索筹资途径、构思筹资办法,到策划筹资活动,每项工作都需要有创意。如果一所大学拥有一批资金筹措和资本运营的专家,那么,这所学校校长的日子会好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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