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中的《中弓》属于失传的早期儒家文献,全篇存简二十八支,共520字,另有附简二十四字。“中弓”即“仲弓”,冉氏名雍字仲弓,春秋末年人。传世本中对“仲弓”言论的记录,主要以《论语》为主,其事迹还散见于《史记》、《孔子家语》中。相对于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儒家弟子而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仲弓父,贱人。孔子曰:‘犁牛之子?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意思是说仲弓出身低贱,但行止端方,品学兼优。孔子评价他说“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即认为让他治理一个国家,也是能够胜任的。《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的记载说:“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岁。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据《家语》,伯牛为鲁人,故知冉雍也应为鲁人。
据《论语・子路》篇的记载,仲弓曾任季氏宰。上博简《中弓》开篇第一简中所言的“季桓子使仲弓为宰”,证实了这一点。关于“宰”的身份和职责,历代说法不一。邢?《疏》:“冉雍为季氏家宰,而问政于夫子也。”皇侃《疏》云:“仲弓将往费为季氏采邑之宰。”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长之通称。”从《中弓》第四简所言的仲弓“从於宰夫之后”的政治地位及第七简中孔子教诲仲弓要“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的内容来看,仲弓所任季氏之宰当为家宰。
《论语》中与“仲弓”有关的语录共5条。从《论语》与《中弓》简的对比看,简中对“仲弓”言行的记录与《论语》是一脉相承的,有关仲弓与孔子所探讨的问题,也与今本《论语》中师生二人所探讨的问题基本相同,但其所记,比今本详尽。《论语》一书保留了孔子多次言政的历史记录:其中有六个弟子颜渊、子路、子贡、子夏、子张、仲弓多次问政和孔子答政的言论;还有孔子对季康子和叶公言政以及自己单独言政的记载。但这些言论都是散落的、片段式的。《中弓》简中,仲弓向孔子请教“为政”的内容与《论语》中孔子论政的内容相比,有很系统的理论。《中弓》第一至第四简叙述了仲弓向孔子汇报自己受季氏任命之事,第五简则记录了仲弓向孔子请教“为政”时要将什么事情放在首位。第六简和第七简中,孔子的回答提出了三点内容:一是恭敬祭祀;二是尊老慈幼;三是先有司,举贤才。对于前两项内容,仲弓认为问题不大,只是对于第三项的具体内容,还不大理解,于是进而再请教。《中弓》篇中的文字,虽是因“问政”而起,但孔子对“仲弓”的教诲,是让他作一个重视民众、以德治国的统治者。在“孔门十哲”中,仲弓属“德行”一科的弟子。从《中弓》简的内容看,仲弓承继了孔子学说中的“为政以德”思想,将伦理道德与从政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孔子的“德治”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实践和发扬。
《中弓》简为研究早期儒学分化与流传提供了实物依据。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孔子死后儒家的分裂流变,在《荀子・非十二子》中有所反映,荀子除抨击子、思孟轲之儒,还指责了子张氏、子夏氏和子游氏之贱儒,同时对仲弓大加赞许,将之与孔子并列。这说明仲弓也曾立派,与有子、曾子、子夏、子游、子张、颜氏、漆雕氏等并立,儒学内部的分化就是由他们开始的。韩非在其《韩非子・显学》中提出“儒分为八”之说。上博简《中弓》的现身,即是对“儒分为八”说的补正,为《荀子》中对“子弓”(仲弓)的认可提供了文献依据。由此可知,在当时,一定有更多的儒学流派、分支。儒家八派的区分,可以说只是韩非个人的学术观念。
近年来楚地简册的大量出土展现了儒家学说,尤其是七十子学说的丰富内容,并以实物形式证明了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在楚地的广泛流传。《中弓》简中孔子“为政”思想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让我们看到了儒学在楚国流传之广泛与流传内容之丰富。竹书《中弓》的出现,也为研究儒学南渐的历程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学术信息,丰富了七十子的研究。早期楚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从春秋时代开始,随着中原文明,尤其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使楚文化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仲弓不是孔门弟子中声名最盛的,但其思想在先秦时期的楚地都有所流传,这也说明了儒学在当时楚地学术思想圈中的地位。孔子未曾做到的传儒于楚的理想,在仲弓和其他弟子身上实现了。《中弓》简的文化意义正在于它是对儒学南传的印证。现在荆楚简帛的研究已形成国际性学术热潮,楚简中大量早期儒家文献的面世,对于学术界流行的楚与中原文化分流对立的强势观点提出了挑战。可以说,楚文化是与中原文化同源异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