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在爱泼斯坦去世前42天时采访他的情景。本报记者程伟光摄
今年四月中旬爱泼斯坦先生九十寿辰之前，我代表光
他是一个有世界眼光、有历史感的国际主义者
爱泼斯坦先生在中国工作七十多年，如果再加上他童年时代就与父母移居中国的岁月，他人生九十，却有八十余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加入了中国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无愧无悔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他自己曾说，“别人是从爱国主义到国际主义，我是从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说爱泼斯坦是一个热爱中国的爱国者毫不为过，但是，几乎所有了解他的人，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专家学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触，那就是：爱泼斯坦首先是一个有世界眼光、有历史感的国际主义者。
爱泼斯坦的老同事、原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林戊荪说：“我1952年与爱泼斯坦相识，在与他长期共事的过程中，我感到他是一个很有学识，有丰富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他能用英语和俄语阅读，他十来岁时就翻阅了百科全书，读过大量文学作品，对历史很熟悉。这使得他看问题有一种历史眼光，他写的报道，都是从世界角度出发，放在国际背景上来认识问题，比如他1955年、1965年、1976年和1985年四进西藏，所写报道，既有现场感，又有历史感，经得住时间考验。”
《今日中国》原副总编辑沈苏儒回忆说：“爱老胸怀宽广，心里装的是全世界。我们不能片面地说他是爱国主义或是国际主义，他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了。他从来是把中国的事放在世界范畴去考虑，他支持中国革命，是因为他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命运牵涉到世界人民的命运。”沈苏儒说，爱泼斯坦是一个工作狂，我们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从未听他说有什么享乐的嗜好，他脑子里总是想着国际大事，国家大事，惟一的爱好是到大海里游泳。
他是一个杰出的新闻记者
爱泼斯坦说，他从记事时起，就想当一名记者。十几岁时，他为了谋生进入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报社工作，俄文《晨报》和英文《京津泰晤士报》使他得到了最初的新闻训练。后来，他为《北平时事日报》、《民主》月刊、《中国呼声》、合众社、《香港每日新闻》、《纽约时报》、《南华早报》、《中国建设》（后改为《今日中国》）等报社、通讯社和杂志工作，终其一生，他在新闻记者这个岗位笔耕不辍，以记者的目光观察世界，以记者的笔写出了客观真实，以记者的良心伸张正义，以记者的腿跑遍了中国和世界。职业使他养成了一个忠实记录的习惯。对这点，经济日报、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范敬宜体会最深。他说：“爱泼斯坦逢会必记，遇事必记。”他记得，在政协会上，不论大会小会，当时已八十多岁、手已开始颤抖的爱泼斯坦永远在全神贯注地记录，他问：“你不累吗？”爱泼斯坦笑答：“It smyjob（这是我的职业），不一定有用，但也许有用，已经成为习惯了。”范敬宜透露，爱泼斯坦保存着1936年以来的所有记录本和卡片，已经装满了许多箱子，他的作品那么有历史厚重感，得益于他的长期积累。
沈苏儒引用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对爱泼斯坦的一个评价：他是值得中国所有新闻人学习的楷模。沈苏儒认为，爱泼斯坦的新闻观、新闻实践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他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观察力，他能让细节说话，而这些细节是一般人往往忽略的。他的报道客观公正，但是非好恶渗透在字里行间。
范敬宜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某报转载了爱泼斯坦和已故夫人邱茉莉的爱情故事，其中提到宋庆龄是他们的介绍人，还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爱泼斯坦知道后十分气愤。他说：“报告文学就能虚构吗？为什么现在还讨论这个问题？既然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就没有讨论的余地。如果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还摇摇摆摆，媒体还有什么权威性？对国家领导人都敢这么编造，还有什么不敢编造的？”后来他给这家媒体写了一封长信进行严肃批评。在这位严谨的新闻工作者的感召下，这家媒体将他的信全文照登，并作了检讨。
他是一个热爱中国的爱国者
读过《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的人，都会从中体会到，作为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爱泼斯坦对中国问题的深层理解和以中国人民的进步为自豪的深切情感。自打他1951年受宋庆龄之邀“回归中国”参与创办领导《中国建设》的编辑工作，他在对外宣传的岗位工作了五六十年。在采访中，与他同过事的学者们都说，爱泼斯坦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让世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所以十分注重对外宣传工作的艺术性。我国外宣工作中许多现在已被公认的原则，都浸透着他的心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提出以读者为重、内外有别的原则，认为外宣工作要想达到预期效果，就要充分考虑读者是否喜欢、能否接受。这个现在看来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时并不能为许多人所接受，他就多次到新华社等单位做报告，竭力宣扬他的主张。林戊荪回忆起他这位同事时钦佩地说：“他站得很高，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沈苏儒说,爱泼斯坦在90年代退休后还就外宣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写信给中央领导。
范敬宜曾经问爱泼斯坦：“您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又那么热爱中国，还有什么事情感到不习惯吗？”他的回答是：“只对三个M不习惯―――马马虎虎、没关系、明天再说。”他就像不能容忍自己的亲人有任何瑕疵一样，认为自己有责任纠正社会上一切不良习气。他看到出版物、公共场所不规范的英文就忍不住要说。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农民问题以及种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都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这与他毕生为被压迫被忽视的弱势群体而奋斗是一脉相承的。
爱泼斯坦的同事们都说，他是一个一天不工作不读书就难受的人，他一生从未远离生活，他是一个与时代共同前进的人。他的精神还将永远伴随我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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