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交流对话是发展美学学科的重要途径。首先交流对话反映了当代哲学转型的方向。20世纪以来，国际范围内哲学领域发生了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以及由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到平等交流对话的重要转型。20世纪初，尼采提出“上帝的终结”；1961年，德里达提出“去中心”；1966年，福柯提出“人的终结”；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
当代生态美学观的生成与发展就是通过中西交流对话推动学科发展的典型例证。首先需要说明，我个人认为所谓生态美学并不是一个新的美学学科，而是美学学科在当代的新发展、新延伸和新丰富。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只是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应该叫做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它是由中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的，是中国当代美学工作者的一个创意。但生态美学观的提出却是借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后期理论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在海德格尔早期，他认为存在得以自行显现的世界结构是世界与大地的争执，虽然在突破主客二分思维模式方面有了重大进展，但仍然具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20世纪30年代以后，海氏开始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整体主义，提出著名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而海氏的这一生态转向也是他同中国古代道家生态智慧对话的结果。关于这一方面，中西有关哲学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考证，以充分的材料说明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海氏就能较熟练地运用老庄的思想。他曾较多地使用老庄的理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首先，海氏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的生态思想与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一脉相承；他还用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来阐释其“由遮蔽走向澄明”的思想；用老子“三十辐共一轱，当其无，有车之用”来说明其“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以车轮因辐条汇集形成空间方能转动来比喻存在是不在场的因而才能有用；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来说明其“道说不同于说”；用庄子的“无用之大用”说明其“人居住着”是不具功利性的；用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谈论鱼之乐的对话，来比喻站在通常的立场上无法理解水中自由游泳的鱼之乐，而只有从存在论的视角才能体味到这一点，由此说明存在论和认识论的区别等等。还有其他一些理论观点的对话和影响，内容十分丰富，形成中西古今交流对话的一个带有专门性的领域。海氏曾将自己的理论比喻为由东西交流对话而形成的一种由共同本源涌流出来的歌唱。我国有的哲学家则将海氏美学中的生态观念说成是“老子道论的异乡解释”。以上都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海氏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所凭借的中西交流对话途径。同样，我国美学工作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着力于建设生态美学观，就是既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同时又极大地借鉴了西方、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包含生态内涵的哲学与美学观念。我们借鉴了莱切尔・卡逊的充满终极关怀的生态批判精神，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罗尔斯顿的“荒野哲学”，以及日渐勃兴的生态批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吸取海德格尔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理论，将当代生态美学观归结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指导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而且，特别借鉴了海氏后期有关“天地神人四方游戏”和“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的重要理论观念。
由此可见，我国当代生态美学观的生成与发展正是中西交流对话的成果。而其进一步的建设与发展还需继续依靠中西交流对话的重要途径。要正视西方发达国家在生态理论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在我国当代生态美学观的建设中以更加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态度吸收西方日渐蓬勃发展的各种生态理论资源，包括各种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资源，日渐成为“显学”的生态批评理论和实践，各种环境美学资源等。同时，要立足于本土，着眼于建设。立足于本土是十分重要的，可以看作是中西交流对话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所谓立足于本土包括立足于当代现实和古代资源。当代现实就是我国正在进行的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建设，发展是硬道理，但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而从古代资源来说，我国有着十分丰富的生态智慧资源。古代儒家有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民胞物与”等生态思想。道家的生态智慧更为丰富，如“道法自然”之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理论，“万物齐一”之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关系理论等。在艺术领域则有著名的“外师造化，内得心源”的包含某种生态观念的重要绘画理论。还有数量众多的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文艺作品。这些都是当代生态美学建设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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