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期雅典城市的公共空间
解光云在《述论古典时期雅典城市的公共空间》（刊于《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古典时期雅典城市依托于公共建筑形成了三类公共空间，即宗教性公共空间、市政性公共空间和文体性公共空间。雅典城市公共空间为城邦公有，向公众开放，
明中后期广州交易会始末
汤开建、严忠明在《明中后期广州交易会始末考》（刊于《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明中后期广州交易会问题盘根错节。一年两季的“广州交易会”始于万历八年（1580年），而不是万历六年；自1571年或1572年广州交易会重新开放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常设性、制度化的交易会。天启末年时，由于中国官员的阻挠与反对，葡萄牙商人已经逐渐退出广州的市集，转而委托中国商人为其代理人去广州贸易，这些中国代理商就是充斥于文献中的“闽揽”。广州交易会成为葡商往来于印度―――中国―――日本的重要衔接点。
1938年花园口决堤的决策过程
渠长根在《1938年花园口决堤的决策过程述评》（刊于《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花园口决堤从提出到决策，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和权衡。尽管参与议论者很多，所提建议也形色各异，但在以水代兵、阻敌自卫的立论上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抗战开始前法肯豪森的最初动议是基于对日军的强悍性和日本侵略中国战略步骤的综合判断；徐州会战前夕陈果夫未雨绸缪的建议则表达了中国对日军野蛮性的直观感受；而徐州会战期间突然高涨起来的决堤呼声却是对日军进攻路线多维思考和对日军可能先发制人的忧虑日深的表达；豫东会战严重失利时断然决堤，显然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和战场意识，尽管有些仓促，却也含有诸多决然和悲壮。花园口决堤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惊慌失措的被动反应。
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转型与创新
黄敏兰在《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转型与创新―――试论旧课题的改造和新课题的建立》（刊于《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以往中国历史学轰轰烈烈的专题讨论，不仅凝聚了史学界的绝大部分精力，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或历史解释系统。它决定着中国史学的研究与编纂，塑造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当前的史学学术转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回避这些旧课题。从史学学科体系的角度看，改造旧课题，将其转换成为新课题，应该成为而且也可以成为史学学术转型的突破口。
中共党史研究如何出新
张静如在《中共历史研究断想十则》（刊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一文指出，中共党史的研究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出新。具体而言，党史研究可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共党史是中国近代历史时限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属于历史学科；研究中共历史一定要根据第一手材料，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必须审视已有的成果，才能不断更新；正确联系实际，就是为现实作历史的论证；要重视意识形态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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