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然而，考察《史记》研究的现状，真正具有高水平的、有独特见解的著作并不多见。近读张强教授的《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耳目为之一新，这部专著的重点是探求司马迁学术思想的来源及构成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是《史记》研究中的大问题。众所周知，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在他的眼里，《史记》承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文化使命。由此观之，在研治《史记》的过程中，研究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长期以来，由于司马迁的生平资料甚少，乃至于许多研究者虽然认识到研究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对于研究《史记》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愿意啃这块硬骨头。在这一背景下，著者知难而上，其精神是可贵的。
张强教授的《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由六章二十六节构成，整个篇章宏富但不枝蔓。细读全书，在于著者将研究的中心落实在“探源”上，以此为原点，著者在解构司马迁学术思想的构成时，一是注意到司马迁与先秦学术的传承关系；二是注意到汉代学术思想与司马迁的关系；三是注意到司马迁与史官文化的关系。在把握这三条线索的同时，著者又从文本入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主旨进行了分析，从而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发掘“成一家之言”的内涵方面。
从大的方面讲，这部专著新见叠出。著者在悉心研究的基础上所得出的诸多新的具有超越意义的观点和结论是甚为可信的，而这些新见解的论证与总结都与作者较深厚的文史功底、理论修养与哲学思辨能力不无关联。正如陈其泰先生《序》中所说：“关于司马迁学术思想渊源的研究专著，以往尚不多见，本书专门对此作系统考察，说明著者独具见识，视角新颖，在这一领域做了有开拓性意义的工作。”
学术大师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探源》一书之所以有特色，不仅在于著者在研究中利用大量的传世文献进行考辨分析，还充分利用了出土文献及其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地下出土文献，如该书第五章重在探讨《史记》与儒家经典的关系，在论述司马迁与《周易》的关系时，作者运用长沙马王堆帛书、湖北王家台秦简等出土文献，经过钩稽提炼，对司马迁《易》学有可能涉及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又如在探讨司马迁与《诗》学的关系时，又注意到上海博物馆珍藏的楚简《孔子诗论》，对司马迁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说明著者不仅具有一定的文献功底和接受新潮流的学术热情，而且还具有较宽阔的学术视域。
此外，《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一书还表现出学风规范、方法灵活多样、逻辑性强、推理缜密、语言流畅凝练等特点，体现了著者的文史功底以及为学术献身精神。
在司马迁及《史记》研究方面，张强教授出版的第一部专著是《司马迁与宗教神话》（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打那以后，著者又出版了《〈史记〉中的历史人物与文化意蕴》（与陈桐生合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年版），《探源》一书是著者研究司马迁及《史记》的第三部专著，在这一漫长的时间里，著者不急不躁，以扎实的基本功潜心于学术研究之中，如果没有耐得住寂寞的品质是很难取得进展的。为此，我衷心祝愿张强教授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张强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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