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
郑琦
我叫郑琦,是湖北宜昌当阳市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今年65岁。1958年7月,我
在我47年的教育生涯中,收获最多的还是做一名教师的快乐,感到最满足的是做一名教师的成就感。
在我的学生中有一个叫于建明的同学,是学校有名的“小调皮”,老师和家长提到他就直摇头,他自己也破罐子破摔。看到他这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有一个信念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未尽责的老师。我找到小建明的父母,说 “让他跟我住吧 ”有同事劝我 “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这孩子哪还教得好 ”我暗下决心 “就是一块石头,我也要把它焐热 ”
我把于建明接过来,细心地照料他的生活,晚上耐心地帮他补习功课。开始,他并不理解,有一天晚上,趁我开会时偷偷跑了。我赶了10多里路,硬是把他从竹林里拽了回来。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我摔倒了好几次,弄了一身的泥巴。于建明终于被感动了。慢慢地,他改掉了贪玩、打架的坏毛病,学习成绩逐渐上升,还成了学校的“优秀少先队员”。
这件事让周围的人知道了我教“调皮”学生有爱心,还有些办法,于是,家长们常把管不了的孩子送到我这儿来。
在农村,有些家长因为家里困难,或者认为孩子读了书也没什么用,使有的孩子没能受完义务教育就辍学了。我觉得,作为教师,有责任让这些孩子回到学校。我几乎每学期都要劝十来个孩子重返学校,并积极向学校反映,为困难学生减免学费。让我欣慰的是,我劝回来的孩子基本上没有再失学。
我所教的孩子有的上了大学,但更多的是回到农村,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1984年,因为我在红领巾事业中做出了一点成绩,被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光荣称号,并出席了全国首届少代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叮嘱我们 “红领巾事业是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那次北京之行,让我更加坚定了把终生献给红领巾事业的决心。
就在那一年,我庄重地写下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在党的83周岁生日的那一天,我终于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2000年,退休前夕,我萌发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在学校附近买间房子,建个可以让学生看书、活动的场所,让那些放学后没人管的孩子们多个好去处。于是,我把自己原来的房子卖了,找儿女们凑了些钱,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处农舍,教育局很支持,把这个活动场所命名为“井岗小学校外辅导站”,后来发展成现在的“桐树垭青少年活动中心”。
我记不清究竟帮助过多少个孩子,有人帮我算了一下,近5年来,我关爱、帮助的未成年人有260多人,到活动中心参加活动的学生有1万5千多人次。我想,这些数字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我能为教育多做点事,能给孩子多一点爱,这一直是我的心愿。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杨静
我叫杨静,是湖北宜昌当阳市的一名小学教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井岗小学,设备简陋,只有一台破旧的脚踏风琴。每当上音乐课时,我们就把这台皮带上打了补丁的风琴抬到教室里,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围着郑老师,听他教唱《让我们荡起双桨》那些经典的少儿歌曲。
有一天,他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建议妈妈给我买一台电子琴。郑老师耐心解释说 “孩子是块学音乐的料,要好好培养 ”
不久,妈妈真的托人给我买了一台电子琴。我十分珍惜,但过了不久,不知怎么又停滞不前。这时,郑老师又及时地出现了,他兴奋地对我说 “暑假期间,育溪镇上要举办一个电子琴培训班,是城里来的专业老师上课,你想不想去 ”我连忙点了点头,说 想去 可妈妈会同意吗 郑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说 “只要你愿意学,我去跟你妈妈做工作。”可是一想到育溪镇离我家30里路,每天接送很不方便,当时又有些犹豫。郑老师似乎早就想好了解决办法,他说 “到育溪镇我家要近一半的路,就让孩子到我家住,我来接送 ”
就这样,我带着心爱的电子琴住进了郑老师家。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早上,他骑着自行车送我到镇上学琴;晚上,再骑10多里山路把我接回来。
初中毕业时,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当阳师范音乐专业――因为我想做一个像郑老师那样的老师 三年后,我毕业分配到河溶镇前华小学,这所学校建在坟场上,阴暗潮湿的宿舍里时常有蜈蚣、蜘蛛、老鼠光顾。父母无奈,只好向郑老师求助。郑老师对我说 “学校条件差算什么 你就甘心为这么点儿困难放弃你的教师梦吗 想想教师的职责,想想那些可爱的孩子,你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 ”我羞愧地低下了头。那天我连夜赶回学校,我又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孩子们身上。那年的“六一”,我给孩子们编排的节目在全镇文艺汇演上获得了一等奖。
郑老师是我最亲的人
周志富
我叫周志富,是湖北宜昌当阳市的一名初中学生。我的不幸是从7岁开始的,而我的幸运也是从7岁开始的。那一年,我妈妈嫌家里穷,抛下我和爸爸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同龄的孩子们都上学去了,而我只能跟着爸爸到地里打猪草。
一天中午,我跟着爸爸正在打猪草。只见一个人走了过来,那个人就是郑老师。郑老师走近我,摸摸我的头,掏出手帕擦掉我脸上的汗,心疼地说 “多好的孩子 为什么不让他去上学呢 ”爸爸叹了口气说 “家里穷,没钱呀 ”郑老师疼爱地拉起我的手,认真地对爸爸说 “这孩子就交给我吧 让他跟我去读书 ”就这样,我坐上了郑老师的自行车来到他家。
我读小学4年级的时候,郑老师退休了。我想郑老师退休后也许不会再管我了。可是没想到,郑老师和从前一样,仍然让我住在他的家里,每天用自行车送我上学,给我钱让我在学校吃午饭,放学时又去接我回家。
12岁时,爸爸外出打工,至今没有回来,爸爸妈妈都没有了音讯。我要上初中了,郑老师为我准备好被子、衣服和日常生活必需品,把我送到新学校。
有一天放学回家,郑老师和郑妈妈都不在家。我想,我也长大了,该自己照顾自己了,我匆匆收拾了行李,回到了我自己的家。刚刚收拾好床铺,郑老师和郑妈妈就骑着自行车赶来了。郑老师和郑妈妈见我执意不肯回去,最后只好给了我100多块钱,并再三叮嘱我,晚上要关紧门窗,注意安全,遇到困难马上去找他们。第二天一大早,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开门一看,原来是郑老师和郑妈妈。我安慰他们说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们放心吧 ”打那以后,郑老师和郑妈妈经常来看我,有时还一定要看我把饭做好了才放心地离开。
我有亲生父母,却像一个孤儿。是郑老师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我有了比父母还亲的人！
郑老师是我人生的引路人
阮建平
我叫阮建平,是湖北宜昌当阳市的一个普通农民。在我小学到初中9年学生生活中,郑老师只教过我3年小学。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郑老师始终关爱着我,指导和帮助着我。可以说,郑老师就是我人生的引路人。
1996年,我因1分之差中考落榜。郑老师苦口婆心地开导,使我从苦闷中抬起头来。临别时,他指着我屋后那片山坡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屋后这么好一片山地,怎么不开发出来种果树呢 ”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上了山。没想到郑老师也赶来了。砍了几分地,手上就打满了血泡。第二天,浑身疼得像散了架,我真不想干了。没想到,这一天清早,郑老师又骑着自行车赶来了。
两亩五分山地终于开发出来了。可栽什么果树呢 正当我犯难的时候,郑老师告诉我,凤凰山果树综合开发基地栽培的金水柑是有名的优良品种,他约我去看看。经过实地考察,栽金水柑的事定下来了。可是怎样栽培,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就在这时,郑老师给我送来了《农村百事通》、《果农之友》几本杂志,说是特地为我订的。
2000年金秋,我栽培的金水柑挂果了。这些果实,都浸透了郑老师的心血啊 于是,我摘了些金水柑给郑老师送去。郑老师说 “行啊你 可你还不能停步,要扩大规模,要把附近的农户都带动起来。”那天,他留我吃饭,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要我用实际行动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我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打那以后,我积极努力,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昔日的荒山坡,真的成了花果山。在我的带动下,全村农民已开发出1000多亩果园。我家果园还成了镇技术站的教学示范基地。
2003年7月1日,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明白,郑老师所做的一切,不仅是对学生的今天负责,更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郑老师是要让我成为有用之材,是要我带动更多的农村青年成为有用之材。
为孩子们搭建“精神乐园”
夏雨
我叫夏雨,是湖北宜昌的一名记者。因为职业的关系,我有机会走近郑琦老师,走近一颗纯洁而又高尚的心灵。
在明媚的春天,我来到了郑老师家的那个小院。这是个普通的农家小院,三间瓦房,里面放着简单的家具,干净整洁。这又是个与众不同的小院 “桐树垭青少年活动中心”等7块匾牌挂在门前,院内树木郁郁葱葱,花草争奇斗艳,跷跷板上、秋千架下、乒乓球台前、风琴旁,总有孩子们跃动的身影。后面是图书室,近5000册图书和满架的报刊杂志摆放在房子的四周,桌上几本蓝色的活页夹引起了我的好奇,打开一本,原来是100多篇稚嫩的读书心得,有的纸张已经发黄。郑老师笑着说 这都是孩子们交来的,在我这儿借书就一个要求,还书的时候交篇读书心得。我仔细地数了数,仅这本借书登记簿就记有129人,借书157本
我没想到,在郑老师这个小小的图书室里借书的孩子竟有这么多;我更没想到的是郑老师这种独特的借书方法 借书不收费,还书交心得。我体会到了郑老师引导孩子学会读书的良苦用心。
这个活动中心凝聚着郑老师的爱心与责任,它像磁石一样强烈地吸引着十里八乡的孩子,成为孩子们的“精神乐园”,它感动激励着一方百姓,成为乡村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