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颠覆”的隐忧

在新近出炉的《金瓶梅前传》中,武大郎成了身家千万的暴发户,潘金莲是拥有美好初恋的纯情小丫鬟,西门庆是狡猾多情的小学徒,而武松则是作风严谨的警察。在市场上很畅销的《Q版语文》中,孔乙己偷东

“经典正面临着被快餐化的命运”

记者路过北京市宣武区某音像连锁店时发现,在其店外打出的广告牌中,镶红的《金瓶梅前传》光盘宣传广告特别“抢”眼 西门庆英俊非凡,穿警服的武松一身正气,着一身粉红色“晚礼服”的潘金莲妩媚动人,而“暴发户”形象的武大郎在她身边则是一脸的“奸笑”。据服务员介绍,该片讲述的是“暴发户”武大郎对小保姆潘金莲一见钟情,致使潘金莲与两小无猜的小学徒西门庆的纯真爱情受到严峻考验的故事……而就在记者与服务员的交谈过程中,就有好几名身着校服的中学生翻阅该碟。

与《金瓶梅》命运相似的还有《荷塘月色》、《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经典名著名篇。在此前出版的一种非常畅销的另类语文读本《Q版语文》中,就收录了《孔乙己》、《将相和》、《荷塘月色》、《卖火柴的小女孩》、《小马过河》、《愚公移山》等31篇中小学生耳熟能详的语言课文,只不过其话语方式、情节叙述实现了对传统的“彻底解构” 孔乙己偷东西是为资源共享,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个促销女郎,少年闰土摇身变成“古惑仔”,司马光搬起大石头砸缸救出的却是青蛙王子、流氓兔和西瓜太郎,一些新新人类词汇如“MM”、“晕菜”、“兔巴哥”等也在文本中大量出现。而中国的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同样也没能逃脱被“大话”、“戏说”和“水煮”的命运。

经典为何会在现代遭遇这种“颠覆”性的命运呢？

“经典的被颠覆可能跟目前浮躁的学风和低俗化的社会风气有关。”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温儒敏教授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强调‘多元标准’,这当然也是一种解放,但由此产生的相对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却应该引起重视。放弃了基本的价值评判标准,表面上似乎可以包容一切,结果却造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权威、经典,被无情地放逐,甚至成为颠覆解构的对象。而一些书商和出版机构以及某些传媒出于牟利目的加以炒作,所谓‘颠覆’经典之风就刮起来了。”

“经典正面临着被快餐化的命运,而这一局面与中国式的早熟的消费时代的到来紧密相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东风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股经典颠覆浪潮,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的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欲望,利用现代的声像技术,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说、拼贴、改写,以富有感官刺激和商业气息的空洞方式,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与艺术灵韵,撤除经典的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与装饰。因此也就有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北京街头。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影、电视剧在肆意地戏说历史、改写经典。”

“对主流文化是釜底抽薪之灾”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颠覆”后的经典对于尚不具备分辨美丑能力的学生而言,确实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北京某中学的张同学就认为 “这些文章比原著好看多了。”另一位同学则表示：“太好笑了,我以前看朱自清的《背影》感动得想哭,可是看这篇的时候却是捧腹大笑。”

北京市西城区某购书中心的李姓服务员告诉记者,这些“大话”、“水煮”后的经典书籍受到北京青少年的青睐,在市面上非常好卖。仅《Q版语文》自去年下半年上架以来,在他所在的购书中心就已卖出300本左右。这个量已经是非常大了,同期这些作品的“原著”也就售出20本的样子。

“学生不太爱读原著经典,而喜欢看被颠覆后的经典,这是很常见、很自然的现象。”温儒敏教授认为,“经典一般都和学生有隔膜,因为其间有历史的距离,有年轻人理解力的限制,有语言形式的陌生。再加上年轻人比较好奇,有叛逆性,喜欢读那些‘无厘头式’的经典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倒是赞成尽量让学生以某种更加生动亲切的方式接近经典,拉近他们和经典的距离,但这不应该以歪曲或者调侃、拆解经典作为代价。现在有些‘大话’、‘戏说’、‘水煮’古典小说,还有什么‘Q版语文’之类,虽然很吸引人,但对学生成长并无益处。现在一些中学生甚至大学生读书很少,对经典作品接触也相当有限,他们只是读一些好玩的轻松的东西,包括那些颠覆经典的游戏文章,这很容易使他们受到那种价值消解、相对主义甚至游戏人生的思想影响,精神上更是无所依持。那些肆意颠覆和解构经典的垃圾出版物和传媒作品,在造成社会生活粗鄙化、低俗化方面难辞其咎。”

“经典颠覆的流行可以看做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心态的表现 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陶东风教授对记者表示,“这种对神圣、权威的态度本身虽然不指向某种特定的主流话语,但是它一旦流行起来,对主流文化无疑都是釜底抽薪之灾。当一个人说‘我们不应该相信一切’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具体说我们应该颠覆什么,但是任何具体的价值却都已经逻辑地包含在颠覆之列。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 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态度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变为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类似犬儒主义的人生态度,犬儒主义者想像力非常丰富、聪明绝顶,但是又玩世不恭,从来不认为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

“经典颠覆应是有选择、有标准的”

经典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经过广大群众鉴赏与检验而脱颖而出,这本身就说明了它丰富的精神底蕴。但经典作为一种历史的坐标,它总带有时代的烙印,总会与现实有一种“疏离感”,甚至还会包含一些与现代格格不入的“精神成分”。因而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经典的被解构甚至被颠覆也就有了可能。

“经典并不是不能被颠覆,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颠覆经典也是常有的事。如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首先向孔孟之道开炮,许多传统的经典也是被颠覆的。”温儒敏教授对记者表示,“但他们并非只是为了显示自身的反叛,不是为了牟利炒作。他们这种颠覆是有选择、有标准的,目的是要通过颠覆来打破封建牢笼和旧思想的束缚,唤起革新社会的激情,颠覆者负有强烈的使命感,这种对经典的颠覆是有历史理由的,也是合理的。”

“颠覆经典及其所形成的‘大话’文化,并不完全同于以往我们所认可的青少年亚文化,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摇滚乐,后者更多是对成人世界的有意识反叛,而前者更多是对成人世界的漠视,是一种在自得其乐中对切口一遍遍不厌其烦的复制和演习。”陶东风教授认为,“这种漠视,我愿意将之很大程度上归于反抗对象的缺席。喜欢王朔和崔健的‘80年代人’部分是反抗话语权威,而‘大话一代’,他们面临的则是一个转型期突如其来的理念缺失。没有理想,也没有权威,自然也就没有不可打倒的了。”

“我们需要经典,是因为经典积淀了人类的智慧,这也是经典所以能够传世的原因。”温儒敏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典还有一种作用,就是能不断注入不同时代人们的理解,成为寄植民族精神的某种象征,显示某种文化价值的存在。据说英国人宁愿失去英伦三岛,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这是极而言之。说明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存在物对于民族精神建构的极端重要性。当然,经典都会带有它特定时代的烙印,甚至可能有不适应现在社会发展需要的成分。我们接受经典,要有感情,更要有理性,对经典的某些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成分,采取同情的理解,主要是吸纳那些体现人类智慧的部分。如果没有这种感情和理性,对经典就不会珍惜,就会随意颠覆、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