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罗大冈（后排左二）和戴望舒（前排左一）在画家常书鸿（后排左一）的巴黎寓所中合影。
罗大冈是我国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戴望舒则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他的代表诗作《雨巷》在现代中国影
《望舒剪影》记述了罗氏上世纪30年代在法国亲历的与戴望舒的交往经历。根据罗氏的记述,他是在1933年11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在法国里昂大学的学生宿舍里意外地见到了戴望舒，“戴望舒是自费留法的,他不是北平中法大学的公费生,本来没有条件住里昂中法大学。他到法国后,先在巴黎混了一年,没有正式上学,过着闲散艺术家的生活。一年之后,他手上钱花光了,生活发生问题。于是他按预定计划,下第二步棋 向里昂中法大学申请接济。他在国内是名诗人,有人替他向中法推荐。里昂中法大学接受了他的申请,条件是他必须和别的中法留学生一样,在里昂大学正式报名,选习一张文凭。学年终了,如考试不及格,可以再学一年。第二学年考试再不及格,即被中法大学开除学籍,遣送返国。”关于戴望舒在校的学习,“戴望舒到里昂之后,选习法国文学史这张文凭,这是文科比较难考的一张文凭。他正式注册,缴了学费,但是从不去上课听讲,也不和法国同学一样按期做作业。到学年终了,他当然不能去应付考试。看他的样子是打定主意在里昂混两年,不参加考试,到了期限,他离开里昂回国。”戴望舒在里昂两年干什么呢 在罗氏的记述里,戴望舒成天坐在窗前埋头用功。但既不是写诗,也不是搞些别的创作或是论文,而是几乎用全部时间搞翻译,他出国前就从书局预支了一笔稿费,他只得译书还账。剩下的一点时间就是尽可能多地拜会一些他喜爱的法国诗人。此间,戴望舒身上一种“特别的‘脾气’”,令罗氏“惊讶”,“他对于进步群众运动怀有热烈的同情,甚至可以说怀有自己不能遏制的激情。”1934年春季,巴黎及法国若干大城市的工人先后游行示威,反对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戴望舒告诉罗氏,他去参加了游行示威,还和一些示威群众将停放在街旁的小卧车掀翻,打开油箱,放火焚烧汽车。看见警察追过来,他立即混入挤挤攘攘的游行群众队伍,没有被警察抓住,但罗氏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他肯定是群众之中的唯一的黄面孔中国人,很难隐蔽,容易被警察逮住,而且游行群众的队伍中,向来不缺少便衣暗探。他如被捕,至少挨一顿毒打,然后驱逐出国。即便把他当场活活打死,警察也毫无顾忌”，但“望舒说他当时胸中反法西斯的热血沸腾,也就不考虑什么后果了。”戴望舒在中法大学呆了两年后,继续申请延长了一年,1935年他去了西班牙马德里一小段时间,当他回到里昂中法大学,接到了校方开除他学籍的决定。学校开除戴望舒,名义上的理由是他在中法大学住了两年半,毫无成绩,足够开除条件,而真实的理由则是“戴望舒在西班牙又参加了西班牙进步群众的反法西斯游行,法国警察有这方面的情报,并且通知了学校,这个中国学生不能再留在法国。”关于戴望舒的回国,“望舒被驱逐出境,学校为了表示对他的不满,对他采取了一系列冷酷措施。离开里昂去马赛时,好像只给他买火车票,没有给一点途中的零用钱。从马赛坐船到上海,给他一张四等舱船票,一般学生回国都坐三等舱,个别优待的坐二等舱。老戴回到上海后,来信备述四等舱待遇的恶劣,还不如难民收容所 铁床上夜间不给毯子,冻得要命,白天舱内除铁床之外,没有桌凳,不是坐在床边,就得席地而坐,大盆伙食粗得像喂牲口的饲料……”
罗氏对于戴望舒的留学表现是持批评态度的,“望舒在法国‘留学’四年之久,并没有认真地研究法国文学,既没有正式上学,也没有自己订一个研究计划。对法国文学既没有从古到今作系统的全面研究,也没有选择一个专题,作一点突破的深入研究。”不过,他在文中提到,戴望舒回国不久,就于1936年在上海创办了诗歌专刊《新诗》,并在《新诗》创刊号上发表长文《苏佩维埃尔访问记》,同时译登这位诗人的《自选诗》8首,“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这位重要的法国当代诗人。”但罗大冈显然没有想到戴望舒竟在第二年就翻译出版了梵・第根的比较文学名著《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显然与他的这段法国“留学”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一是他所在的里昂大学是法国比较文学学派的重镇,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是法国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权威书目,里昂大学自不例外;其二是戴望舒在里昂大学选的是法国文学史文凭,而根据罗氏的另一篇留学自述,比较文学是文学史专业的4门必修课程之一,所以学习法国文学的戴望舒是不可能不知道法国比较文学大师梵・第根的。另外,《比较文学论》译著出版的时间也与戴望舒先前在法国留学的时间恰好吻合。显然,戴望舒在法国的留学并非一无所获。对于中国比较文学而言,早在上世纪30年代因著名诗人戴望舒的媒介,就与欧陆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有过这样一次难得的密切接触,绝对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幸事。而让我们得以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我们应由衷地感谢《望舒剪影》的作者罗大冈先生。
《罗大冈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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