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又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领袖。他对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文化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促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由一个封闭式的藏书楼到中国第一所新型现代图书馆的转型，使图书馆成为传播文化尤其是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场所。
李大钊对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进行了较早的系统探索，是公认的图书馆理论大家和最早的图书馆学教育家。李大钊在图书馆学理论方面的重要探索有：（1）关于图书馆的分类。他指出：“图书馆有两种：一是社会的，一是学校的。社会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这两种的性质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样。”（前引书，第417页）李大钊主张社会图书馆即今天通常所说的公共图书馆，要面向大众，面向市民，尤其要面向劳工阶级，因此，藏书就必须通俗一些，他提出要“多办市立的图书馆，通常的尤其要紧。图书馆宜一律公开不收费”（同前，第323－324页）。（2）关于图书馆与教育的关系。他指出：“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因此，他主张充分开发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图书馆不能像过去的藏书楼，只重书籍收藏，而要使各种书籍发挥很大的效用，使其成为研究室，“含有教育的性质”（同前，第417－418页）。（3）关于发挥图书馆教育功能的途径。为充分发挥图书馆社会教育的功能,他主张要创造条件满足日益增加的读者借阅的需求。他提出增加复本，“方便多数读者。还主张采用“开架式”，指出采用“开架式”虽有弊端，即“损失较多”，但“所得的利益比损失大得多”，图书馆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开架式”具备这种优点，“图书馆就是研究室，阅览的能随时翻阅才好”（同前，第418－419页）。（4）关于图书馆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他建议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添设图书馆专科，或是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在《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的讲演中，他提到：“在中国今日，管理图书馆者，多无专门知识，女界于此，若能事先研究，养成图书馆人才，他日此种事业，自能得到优先权利。”（同前，第419、656页）1921年12月，他在《晨报》上发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一文，介绍了美国17所图书馆学校的沿革、学制、课程等方面的情况，以期国人吸取借鉴国外图书馆员训练方面的先进经验。（5）关于读者服务工作。他指出，“藏书贵活用，欲活用故奖励借书。借书之事，乃成图书馆中最重要的问题。”为方便多数读者，他又提出，“（一）借出之书，宜先预定归还日期。（二）临时借阅，不准携书馆外。”他对读者也提出了要求，指出：“开架式最重要的是公德心。敝校阅书的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借去的书籍，往往不按期交还。”
注意发挥图书馆在传播先进文化中的优势。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图书馆成了当时中国的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成了早期革命活动的中心之一。图书馆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阵地，这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划时代转变。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内容，李大钊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他任图书馆主任后，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图书馆内设“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藏有中英文的马列主要著作60余种。许多先进青年都以北大图书馆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图书馆还成了先进师生共同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场所，许多进步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李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青年毛泽东经杨昌济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员，每天在北大红楼第二阅览室登记与管理新到的报刊，为时约半年之久。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谈到这段经历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页）在北图这样一个传播新思潮、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里任职，使毛泽东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并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的帮助，为他迅速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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