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许英魁原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神经精神病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精神科主任,一级教授,于1905年7月12日生于辽宁省辽阳市,1966年9月21日不幸于北京去世,享年61岁。
父亲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7岁时被爷爷送去读书。父亲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小学毕业后,曾到沈阳读了一年师范，于1
父亲的志向原本是地质科学,后因燕京大学的招生宣传,改变了父亲的初衷。他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后又入北京协和医院。毕业后留校任住院医师和助教,从此走上医学救国兴国之路。
开创我国神经病理学和临床神经病学研究
1936年父亲在系主任、美国教授R.S.Lyman 雷门 的指导下,通过大量试验和精心观察发现,放射线对人脑的损害主要通过血管的损害而致,所发表的论文提出了“放射线不得不照射人脑时,应当选择最合适的放射剂量和放射野,以免造成脑组织不可逆的损坏”的观点。这为后来开展深部放射线治疗脑瘤时的防护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原来对一氧化碳中毒的最典型的病理变化的解释,不能说明有些经抢救后有好转的一氧化碳中毒病人为什么事隔1至2周病情会出现恶化并且可能死亡的现象。1937年,父亲亲自对2例一氧化碳中毒并发症死亡的患者进行尸检,结果发现死者脑部的各部分都有病变,最为突出的改变截然不同于以往的解释,父亲用事实推翻了以往的讲法,并指出 “今后凡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患者,应多注意深层白质的损害。”这个理论奠定了一氧化碳中毒后并发症的病理基础,为临床抢救这组危重病例提供了科学根据。当关于这一结果的论文于1938年发表在第61卷英国著名的神经科杂志Brain 《脑》 后,引起国际上的很大关注。后来,该文章被许多国家纳入教科书,成为神经病理学的经典著作。
1938年,父亲在雷门教授的培养和指导下,在神经病理学方面初获成就,被派往当时欧洲著名的神经病理中心德国慕尼黑精神病研究所进修神经病理。1939年又转至美国芝加哥大学billing 布林 学院神经外科作研究,并于1939年10月回国,就任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讲师和襄教授。
至1942年,父亲陆续发表了神经病理学领域的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奠定了他在临床神经病学和神经病理学中的学术地位。
父亲在临床工作中,诊断定位确切、定性考虑周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尚未开展脑血管造影技术。在那时,对颅内肿瘤的部位、大小、深度的诊断主要靠临床表现。父亲定位诊断的准确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他为神经外科所作的肿瘤定位误差不超过1厘米。所以,他深受神经内、外科大夫们尊敬和信赖。
父亲对多发性硬化病理的观察在某些方面比日本学者的发现要早10多年,而且这些病理现象后来被证实是亚洲型多发性硬化的病理特点。
开创我国精神病学研究
由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北京协和医学院被迫停办,父亲失去了工作。1942年8月,父亲受北京大学医学院鲍?清院长的聘请,去该院创办神经精神病学科,并担任该科的主任、教授。从此,北京市有了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神经精神病学学科和培养该领域人才的天地。
创业是从零开始的。门诊部设立在毗邻北大医院的一位军阀的花厅内,父亲亲自设计,将它隔成几间,分别作为诊查室、候诊室、实验室、护理兼治疗室以及医生办公室等等。没有任何的办公设备,父亲就自己设计所需用的桌、椅、床、凳等。从此,父亲与从协和医院带来的护士长、护士、病理技术员、兼作智力测验的社会工作者开始了在这里的工作。
当时科内医师除父亲外,只有从北医刚刚毕业的王芷沅大夫,而且王大夫大学主修的专业并不是神经精神科。父亲注重对大夫的培养,他白天给病人看病,晚上给学生讲课,经常是讲完课,晚上8点才乘有轨电车回家吃晚饭。所用的书、资料和标本均是父亲从家中带来的。为了促进科内同事医学水平的提高以及知识和经验的交流,科内每周举办一次读书会。会上,医生、护士、技术员分别结合自己的工作,自由选题,轮流发言,然后,父亲作总结发言。
从1943年秋起,父亲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开设了神经精神科课程,他讲课内容丰富，逻辑性强,深入浅出,循序善诱,深得学生们的好评。我小的时候就听说过,父亲讲课时,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1943年秋,父亲与王芷沅大夫以及新来科内工作的苏瑛、赵葆洵、陈文俊、张鼎诚大夫和护理人员一起,经过短期筹备,开设了神经和精神科病房,各有10张病床。从此,父亲的工作更忙了,除了查房讲课外,为了提高医生对脑病诊断的水平,还增开了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病理研讨会,每周一次,以扩大医生们的视野。没有教材,父亲从德文杂志中先选出合适的资料,译成英文摘要,自己复写多份。在讨论会上,先将英文病例摘要发给每位医生,然后,结合病例讨论,会议结束时,父亲再将英文病理检查结果发给每人。父亲就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病种不足的难题。
在沦陷时期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有病难以求治的情况下,父亲他们还是收治了精神分裂症、亚急性躁狂、抑郁症、颞叶癫痫、更年期神经症、脑炎、脑肿瘤、脑血管病等各种类型的病人。
1944年,父亲又接受了整顿位于地坛的北京市精神病院的工作。
1948年协和医学院复校,父亲于1948年5月重返母校任神经科主任。父亲上任后,致力于学科建设,聘请在神经科领域颇有造诣的一批学者来工作,使神经科的医师队伍由建立初期的3名发展到1966年的18名,科内医术水平可以说是国内首屈一指的。
1955年,父亲被任命为《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总编辑;1956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神经精神科主任委员;1961年,又任卫生部临床医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卫生部保健局的顾问。
父亲是我国神经精神科的老前辈和创始人之一,他为我国神经精神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几乎全部心血;为祖国的医学科学事业献出了一片赤诚之心,创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风范将永远激励着后来的工作者。在父亲诞辰百年之际,我以这篇文章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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