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在逆境中奋发图强，写就了编年史巨著《史记》。
信息时代，人们将利用互联网编写一部从上古时代到1911年的中华文明史。与司马迁不同的是，他们手握的不是笔，而是鼠标，其中的很多人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普通人。
6月22日，一项名为“中华文明史――网络编年版”的工程在北京
历史碎片亟待拼合
“中国人最早绘制了世界海图，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郑和是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近日由京华出版社引进出版的英国作家加文・孟席斯的专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向世界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伟大与璀璨。
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感到自豪的同时，也在思考，为什么国人没有意识到加文・孟席斯的这些发现？我们还有多少文明淹没在浩瀚的史海中等待着去发掘？
“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参与对中华文明史的梳理，要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研究会会长鲁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出了他发起“中国桶工程”的初衷。
鲁军的这一想法源自他主持编纂《中国本草全书》的那段经历。这是一套迄今为止收录范围最广、文献资料最全的中国药学文献的百科全书，总计410册、重达一吨。为编纂这套全书，鲁军等人用了整整6年时间，从世界130多家图书馆、博物馆及私人手里，一点点收集了自公元前220年至公元1911年间，中国古代近代所有重要的本草专著及本草相关文献2000多种，其中图画8000余幅。这套巨著出版后，鲁军并没有感到轻松。“现在出版的这些文献只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文献的30%，更多的本草著作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湮没了，很多文献仍在不断地散失和毁坏。”
“人们都知道古代有种工具叫木牛流马，但如今谁也不知道它的制造方法；现在常常有古代人驻颜有术的史料出土，但具体的做法人们往往不得而知；更有无数的名曲、民谣，我们只能在典籍的叙述中想像它们的美妙，却无缘亲耳聆听。”
文明已经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亡，鲁军感到了责任。
尽管“中国桶工程”各项工作准备得还不是很完善，但鲁军说已经不能再等了。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等，都支持这一工程，并亲自加盟顾问委员会。于光远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文化史工程，趁史学界的老人们还健在，抓紧时间完成这项工程很有意义。”
“哪怕是散落民间的一册专业典籍，或者是隐没在民间不被知晓的一块碑刻，我们都鼓励大家把它们发到网上来，不断盘点、不断补充，许多个人的小发现，汇聚在一起将来可能就是一个古代文明的大发现。”鲁军说。
互联网提供了通道
于光远对鲁军建议：“中华文明史工程浩大，可以分阶段进行。”
的确，“中国桶工程”实际就是一部中华文明总汇。“这是一部只有在互联网上才能实现编辑、阅读与研讨的中华文明编年史。”鲁军说，整个工程预计文字总量约500亿字，图、像、影、音等其他介质文件约3500万件，它将清晰地反映中华民族发展进化的历史年轮与脉络。
“互联网上有无限空间，互动性、即时性强，它还有强大的链接和检索功能，所有有志于中华文明史建设的人士都可以在“中国桶工程”网站（www.china can.com）上，提供文字、图像、影音等资料和研究心得。”鲁军说，网上这部文明史将以编年体为记述体例，分成著作、图片、考古资料、古近代相关研究、现代研究、相关音像资料等相关区域。此外，网上还开设了编辑讨论区、公众讨论区等，人们可以在网上，在任何时间就任何史事进行切磋。
“中国桶工程”开创了新型的记录历史的方式。鲁军说，在互联网上为人们展现的不再是固化的、结论性的、象牙塔里的历史，而是鲜活的、研究性的、社会互动的历史。
此外，“中国桶工程”还开创了新的文明保存方式。凭借互联网的无限容量、强大功能和开放特性，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立体多维地组织在这部编年史中，并以多媒体的方式存储和表现出来。“这是一项无论是甲骨文、竹简还是书籍的形式都难以完成的工程。”
鲁军认为，“中国桶工程”本着“学界引导、全民参与”的原则，开设了研究平台和开发平台，目的是让民众共修国史、共享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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