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中国哲学诠释学的研究有两个偏失：一是更多地关注形式上的诠释学方法而缺乏对体系和意义的关注，另一个则是西方诠释学的直接引进而缺乏对西方哲学本身的理解。
一方面，如果诠释学追求的只是方法而没有以发现中国哲学自身体系及意义为目标，那么，这样的诠释学可能就只是一种方法。比如，训诂学
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以西方哲学诠释学而不是其哲学背景为参照，那么，便又忽视了西方哲学诠释学的哲学背景。而西方哲学诠释学作为一种诠释体系和哲学方式，不仅解释意义，且其本身即是意义，它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结果。这样，当西方哲学诠释学承载了西方哲学的意义，我们却由于对诠释学的直接引用而没有关注其背后的体系与意义，所以，诠释的起点便只是方法，而此方法由于对自身体系和意义的忽视而失去根基。
因此，中国哲学诠释学必然包含对哲学体系和意义的追寻，这是我们的诠释学的目标。目前，中国哲学诠释学研究的重点在方法的探究上。但是，诠释的最终目的应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哲学体系的诞生，在这个前提下对诠释学和诠释方法及哲学范式等问题的讨论才有意义，诠释的结果应成为一种哲学而不只是对诠释方法的归纳，新的哲学体系的产生是诠释学的目标和实质。因此，建立诠释学不能只局限于方法上的关注，不能只是解释的方法，如果为诠释而诠释，则会缺乏诠释的指向，传统、精神以及意义都将无从寄托而归于虚无。所以，只有新体系的诞生才使诠释有意义。比如玄学、中国佛教、道教、宋明理学等，都是经过诠释后新诞生的体系，这些体系是中国哲学的展开和诠释的方式，应该得到继承、发展。诠释的结果应是发现意义，而这也是一个易被忽略而需强调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诠释中国哲学需把握的原则。这样做并非出于对中西之争的执着，也不是放弃对西方哲学的借鉴，只是强调，中国诠释学的建立，要以其自身的体系和意义为目的和背景，只有产生自身的意义，诠释才有价值。
西方诠释学的内容可以融入中国，但要避免以西方体系取代中国哲学的体系及意义。可以有类似的问题意识，但不必有一样的问题，这样，可以避免得出西方哲学的结论而遮蔽中国哲学本身的意义，否则，格式化不可避免。所谓格式化意味着以一个体系理解另一个体系，后者的意义因此丧失而被纳入或依附于前者，诠释者取代或替换了被诠释者的意义。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对西方的借鉴很多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西方哲学影响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我们也曾经历了对各种不同的西方哲学的借鉴，比如对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方法和体系的效仿。我们在跟随，在跟随的过程中却失去自身的意义，而意义的落空使得创建诠释学的希望也因而可能没有着落。那么，如此而来的中国哲学实际上仍是西方哲学格式化下的中国哲学，这同时也是对西方哲学的误解。
另外，对西方的参照应涉及更深层面而不只停留于对其诠释学理论的借鉴，此参照系应该扩大到整个西方哲学体系及其历史演变。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参照系在于西方哲学而不只是西方诠释学，不能直接借用西方哲学诠释学，而更应该对作为诠释学来源的西方哲学有深切理解。因为西方诠释学本身来自于它的哲学的传统，它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历史的结果。孤立的对诠释学的追求，也是对西方哲学传统与历史的割裂。而以此来理解中国哲学，则是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两者的误解误读，它将导致我们割裂中国哲学诠释学与中国哲学（包括体系与意义）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参照系应是包括诠释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包括西方哲学体系和意义的演化。在理解和诠释的过程中，需要对彼此的同情理解，摒除机械和僵化的借用对彼此所造成的意义的伤害，这样才能将西方哲学及其诠释学融入中国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诠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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