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一个创造过辉煌学术的中华民族,应该有一部自己的学术通史。如果没有,将是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的悲哀。这种说法并非刻薄。值得欣慰的是,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由张立文教授主编的6卷本《中国学术通史》。这部300万言的学术巨著,再现了中国学术辉煌的轨迹,是一部
多少年来,张立文教授一直在辨哲学、思想、宗教、学术之名,析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中国学术史之义。主编6卷本《中国学术通史》时,他又反复强调一定要“自己讲”,既不能秉承衣钵式地“接着”祖宗讲,也不能照猫画虎式地“照着”西方讲,而应该用自己的话“讲自己”,阐述自己独到的学术观点。本书的亮点正在这里。
史学大家梁启超认为中国学术思潮应该是四期,即:“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理学,清之考据学。”本书则分为六期:先秦学术,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释道之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并揭示出每一时期的学术属性是:先秦为原创期,秦汉为奠基期,魏晋南北朝为会通期,隋唐为融突期,宋明为造极期,清代为延续期。正是按照这种思路,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学术史的演变过程及其特征。这样一来,6卷本的中国学术史有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从而避免是一个“拼盘”,或是一道“杂烩菜”。
如果说“六期”分法道出了中国学术思潮的整体性和连续性,那么,在具体论述每一时期的发展过程时又注意到了它的时代性、真实性、和合性和超越性。比如:先秦卷把“官学下替――私学兴起――官学复兴”作为研究先秦学术发展的内在线索。既考虑到诸子学术所依凭的知识系统是此前的官学,又认识到诸子学术对此前的政治与文化传统的突破与超越,以及“百家”的异同乃至各自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影响和作用。作者十分重视先秦学术的原创性特征,强调诸子学术中所包含的自由探索精神。秦汉卷则把知识体系的传承流变与思想创新、社会需要结合起来考察,概括出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述、作、用三种主导维度,使学术史呈现立体多元的景观。作者将建立新官学作为主线索,对儒家经学的兴衰历程作了详细勾勒,准确把握了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主动脉。通过剖析当时学术传承与思想创新、学派冲突与问题论争、学术发展与现实政治需要等多种关系,对汉武帝时期儒家经学独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隋唐卷入微地考察了儒、释、道三教是如何交流与融合的,对其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理论特色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并将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归纳为传承性、开创性、开放性三大特色。魏晋南北朝卷论述了玄学的肇始与衰落,中国佛教的形成及佛学的转向与发展,道教学术的规范与创新,儒释道三教的论争与互补,儒家经学的演变,文学的自觉与新的艺术风貌及文学认识的深入与文论的发展,史学的独立与繁荣,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几乎涉及了整个学术史的所有范围。从而说明按其历史长度,魏晋南北朝只占中华文明史短暂的一瞬,但观其学术繁荣,则可媲美于任何强盛的时代。宋元明卷再现了宋明学人各喜自树其帜,决不学步邯郸的风姿。清代卷深层次探讨了这一时期内学术发展、流派、趋向等演变的细微末节,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了初期、中期、晚期学术的宗旨及其阶段性特征,比如前期思想活跃、气象博大,中期学术精深,晚期新学流布等等。
总之,《中国学术通史》是一部很有深度的书,它的涵盖面非常广,为读者展示了已经流逝的学术氛围,再现了那些已经逝去的思想家、文化名人、大学者的风采,进而使每一位读者都能在和古人的对话中体会到做学问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