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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当代开展的三个向度

2005-07-1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承贵 我有话说

在为当代儒学发展谋划方向的问题上,学者们提出了丰富多彩且极具建设性的方案。我以为,儒学生命的开展,应以儒学自身的特质为起点,以兑现对生活的庄严承诺为旨归。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觉得儒学生命得以开展并生生相续,其前提是当今的儒学宣传者、研究者和崇信者应能自觉把握如下三个向度。

其一,生活

的向度。所谓生活的向度是指儒学应全身心地投入生活,跟踪实践,与人类的实践生活保持连续性对话和互动。生活的向度是当今儒学开展的基本向度。首先,如果我们不怀疑儒学的基本形式是思想,那么儒学就必须深入生活。因为从根源上讲,思想的产生源于思想者对“社会存在”的沉思,是思想者对“社会存在”反思、批判和超越之成果。但这种思想的成果并不能以“理论”自足,而是要“回向”社会生活,去指导生活、鞭策生活和提升生活,这样,才是思想家对“社会存在”反思、批判和超越的目的所在。因此,儒学生活向度的选择,乃是儒学的价值诉求所规定的。其次,传统儒学开展的经验为我们展示了儒学的生活向度。传统儒学有一个基本主张,即“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此外,如果说传统儒学的展开也得益于儒家学者的叙述和诠释,那是因为这种叙述和诠释贴近了生活。比如,孔子对儒学的叙述、诠释具有鲜明的生活指向。孔子对“礼”的反复叙述,就在于当时社会生活秩序的混乱;而孔子对“仁”的创造性诠释,实在是因为“仁”作为一种德性已被很多人遗忘。而且,孔子在为学、做人、从政等方面的教导,无不与具体的生活相结合。孔门儒学在传统社会中之所以能得到延承、丰富和发展,与历代儒家学者立足于社会生活的讲说、发展是分不开的。

可见,生活的向度是传统儒学所内具的向度,我们开掘并彰显这一向度,对儒学的当代开展具有根本性意义。第一,生活的向度将改变儒学的存在现状。生活的向度意味着实现儒学由观念到行动的转变、由德性实践向生活实践的转变,使儒学回到生活“场域”中来,从而改变“儒学是现代化的旁观者”的尴尬处境。第二,生活的向度将为儒学的损益更新提供事实性前提。生活是具体的、运动的,因而生活的向度也就要求我们动态地而非静止地、灵活地而非机械地把握儒学。第三,生活的向度也有助于理解所谓儒学现代化问题。儒学现代化,本质上是要求儒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有所表演,要“在场”。换言之,如果我们能让儒学对生活表达意见,能让儒学营养生活,能让儒学参与生活的建构,那么,儒学就不存在“现代化的烦恼”了。

其二,批判的向度。所谓批判的向度是指儒学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品质。儒学的批判品质,曾受到一些学者的怀疑。那么,儒学是否缺失了批判品质呢?回答是否定的。比如,孔子“复礼倡仁”,不仅是对“礼崩乐坏”社会情状的批判,对社会秩序混乱和民众品性下滑的担忧,同时也饱含着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和提升民众品质的强烈渴望。所以,孔子儒学的展开,实际上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是对百姓生活、生命的深情关爱。也就是说,孔子儒学是富有批判性的。孟子儒学的批判品质尤为突出,他反对战争,反对暴力政治,提倡“仁政”,“仁政”就是孟子的一种主张、一种理想,而这个主张和理想即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否定和批判。可见,批判品质无疑是传统儒学的重要品质之一。所以,当今的儒学研究,继承传统儒学的批判品质,不仅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也是儒学当代意义落实的必然选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儒学的批判并非破坏性批判,而是建设性批判。因此,我们所持守和发扬的儒学批判精神,是一种建设性的批判精神。唯有批判,儒学才能营养自己,才能拥有活力;唯有批判,儒学的价值才能得到落实,儒学的生命才能得到舒展;唯有批判,儒学对社会的担当才得以体现。

其三,信念的向度。所谓信念的向度,是指儒家学者对儒学应具有真挚的情感。在历史上,确实有某些儒家学者对儒学是缺乏信念的,儒学对他们而言只是通向仕途的敲门砖。章太炎先生所批评的趋炎附势、投机钻营就是指那些打着儒学的旗号招摇撞骗的小儒、腐儒。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将儒学的信念向度开掘出来。儒家思想中负载着强烈而执着的信念。孔子告诉学生,获得儒学之道是最为神圣的,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认为儒学之道是正义之道,应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成为宋明儒者的普遍信念。而且,儒学对义利、公私、理欲关系的处理,也都充分展示出儒学的信念向度。因此,信念的向度亦是儒学本有的向度。遗憾的是,在当今的儒学研究中,这一向度显得有些匮乏。因为儒学研究话语被西方化、儒学的范畴命题被分析化、儒学的思想被学科化之后,儒学被切割得七零八落。而由于儒学研究者的职业化身份,研究儒学在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学术价值,而所谓学术价值的高低是以西方学术范式为标准,所以如果儒学研究者要服从所谓学术价值,那在他的儒学研究中就很难保持对儒学的信念。此外,当今儒学研究者要面对晋升职称的压力,这样,影响儒学研究的外在因素便多了起来,信念的向度在这种情境下便以撤退者居多。然而,儒学研究缺失了信念向度,儒学的当代开展就难以获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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