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
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笠原十九司（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
尹辉铎（韩国高句丽研究财团研究委员）
缘起
最近,由中日韩三国53名学者和教师历经3年时间编撰完成的《东亚
三国近现代史》一书的中、日、韩文版分别在三国出版,受到读者关注。这次合作对于加强三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在三国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树立共同的历史观,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此邀请中日韩三位学者,请他们谈谈编写本书的感受和想法。
为什么要由三国学者共同编撰《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记者：在《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书中写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与德国、德国与波兰建立了合作机构,减少了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矛盾,并全力合作共同修正历史、地理教科书内容。这些活动虽然是由民间主导开展的,但因为各国政府的积极认同,而取得了卓著的成果。这些努力为欧洲的联合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那么,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的努力,是否也是基于这样的追求 ？
步平： 三国学者共同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三国学者之间的认识共有。历史认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涉及地域、利益、民族感情等诸多因素,同样的历史,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同一个国家内部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认识都可能存在着差异,要在不同国家建立大概一致的历史认识,更是难上加难。通过三国学者共同编写此书,我认为建立东亚共同的历史观并非不可能。共同的历史观有赖于共同的历史认识,共同的历史认识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共有基础上。我们尽量做到把各方面的情况写在书中,给大家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努力促进历史事实的共有。面向和平与发展的东亚未来社会,需要解决历史认识方面的分歧。
笠原十九司： 我们编写《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是迫切希望日本政府与文部科学省认真地修正它们的历史教育方针。但遗憾的是,现在日本政府与文部科学省的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及其政策受到了中国与韩国政府及国民的批判与抗议。为了使其改善,日本国民的运动与中国、韩国政府及国民携手进行的批判与造成的压力是很有必要的。
将来,如果日本政府认可把我们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作为广大的日本学校的历史教材而使用的话,那么,实现“东亚共同体”的步伐就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但现实恰恰相反,现在的日本政府与文部科学省倒是对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情有独钟。
日本政府也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政治方针,但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是要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及殖民地统治的历史进行真正的“清算”。日本政府的指导者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而日本为了真正的“清算”过去,政府与国民就应当认识这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所记述的日本侵略战争与殖民地统治的历史事实。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得到了中国与韩国政府与国民的支持,许多人读了这本书。我希望今后东亚各国都像日本、中国与韩国三国这样学习近代历史,形成强大的国际舆论。这样就可能使日本国民的认识改变,也希望日本政府因此而痛感改变其方针的必要性。
尹辉铎： 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为了中日韩三国能够互相合作,我们中日韩三国学者们主要目的是让这三个国家的国民,能够对历史达成一个共同的认识。应该说这三个国家的学生要想了解对方国家历史的话,那么他应该找到相应的这三本书。我们这次共同编出了这本历史书,我觉得是三国学生了解历史的一个契机。三国国民也应该敞开心扉,考虑对方的立场,经常沟通、互相了解。这样的话,就有了达成历史共识的可能性。三国国民通过了解对方国家的历史,增进交流,就能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彼此的国家。
提供给民众一个客观的三国历史事实
记者：对历史的认识是中日、韩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编写《东亚三国近现代史》的三国学者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步平： 提起战争,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南京大屠杀和七・七事变等日本军队残暴的加害印象,日本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等自己被害的记忆,而韩国人想到的是“创氏改名”等被殖民统治的痛苦,这就是不同国家的人民关于战争的相当不同的历史记忆。虽然三国的人民普遍希望和平,并坚决反对战争，但同样的历史,却衍生出如此不同的认识。我认为,要弥合当前三国之间对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差异,关键在于把历史事实相对全面地、相对多地告诉三国的年轻一代。因此,我在日本广岛的讲演题目是“从广岛到南京”,希望日本人民要脱离单纯被害的立场,应有反省的意识。而在南京参加纪念活动时,我演讲的题目是“从南京到广岛”,希望中国人在看到自己受战争之害的同时,也要看到战争对人类产生的更深层面的危害,希望大家了解比如广岛等地日本人受到的伤害,这样大家可以共同谴责侵略战争。
笠原十九司： 我一直认为,作为日本人,对于战争应当侧重于从加害的角度进行认识,因为日本有必要正视对中国与韩国、朝鲜及亚洲的侵略的加害的历史。所以我也一直在客观地讲述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与统治殖民地的历史。而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与韩国的国民了解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日本的国民由于进行了侵略战争,也因此成了战争政策的牺牲品。在盟军进行反击的过程中,许多日本的国民也在空袭与原子弹的爆炸中丧生。我希望东亚三国的国民认识到战争给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国民都造成了巨大的牺牲,从而共同反对战争政策。
尹辉铎： 过去的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因侵略和战争变得非常不平静。在东亚,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支配和侵略战争、冷战体制下的战争与分裂以及相互对立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迎接21世纪的今天,东亚特别是中国、韩国、日本三国的人民应当从过去的战争和矛盾以及对立中摆脱出来,互相协助,开创美好的和平时代。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不友好的关系进行整理。
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日本应当从“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角度出发,对其以殖民地支配为目的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对在殖民地支配和侵略战争中受害的人们给予赔偿和补偿。同时,中、韩两国人民也要从受害意识中走出来,本着“易地思之”的原则,保持理解东亚各国现在的情况的宽容姿态,通过频繁的相互交流来增进相互理解。但遗憾的是,最近日本社会反而出现了将过去的殖民地支配和侵略战争合理化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首相持续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势力教科书歪曲历史的问题也在持续发展。因此,中日韩三国的人民要携起手来,阻止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建立没有战争的和平的东亚共同体。
本书引起的反响超出了预想
记者：三国的政府、学界和国民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
步平： 对我们来说,这本书只是促进相互理解工作的尝试与开端,不能估计得太高,只要这种三国学者合作模式对大家有所借鉴的话,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中国学术界,多数的学者对这本书的评价比较好,他们认为三国的学者能坐下来一起讨论,本身就很有意义。该书中文版发行情况也很好,首发2万册,三天之内就卖光,现在已经加印了7万册。
笠原十九司： 我想日本自民党政府的主流是不欢迎的。而根据报纸与电视的舆论调查,日本国民的舆论中对于小泉首相的参拜靖国神社,赞成与反对大约各占一半,所以对《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情况可能也是一样吧。但是,中国与韩国的反映会影响到日本的国民。现在本书的销售相当好,超出了预想。最初的发行6万册的目标已经完成了。日本学术界的评价是很好的,有些历史学会和历史教育学会的杂志作了评介。
尹辉铎： 韩国政府、学术界、舆论、读者很关注我们的三国历史共同读本,反响很热烈。为了祝贺出版,韩国总统卢武铉在韩文版首发式上发表录音讲话,韩国政府也非常支持,希望通过企业赞助的形式来向学校捐赠,将该书作为历史辅助教材。由于韩国的网络系统非常发达,大多数人都已知道这本书,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韩文版首批印刷了两万册,由韩国的韩民族新闻出版社出版,这在韩国历史书籍出版中是相当可观的数字,让人高兴的是销售异常火爆,在各大书店的辅导教材中排名第一。我们正在加印两万册。
历史是在朝向“东亚共同体”迈进
记者：三国学者一起合作编写本书的三年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步平： 编写共同读本,不仅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还让我们注重吸纳各方面的史实,尽量做到全面、均衡,既讲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种种暴行,也讲原子弹爆炸、东京空袭、冲绳作战等日本人民所遭受的伤害。历史观的基础是历史认识,历史认识的基础是历史事实,只有向年轻人介绍全面的历史事实,才有助于共同历史观的建立。
三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三国的学者原来也是认识的,但是通过三年的合作,才发现原来的认识很肤浅,通过三年多的争论和讨论,进行了较为扎实的学术交流,我们对对方的历史认识才有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成了真正的朋友。
笠原十九司： 这次《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出版,可以说是三国共同编写教材的成功尝试。不过,也是迈出的第一步。这本书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与改善。目前,这本书是将三国近现代史的相互确认的部分并列地整理,是超过了以本国为中心的各国的历史书的框架。读了这本书的日本的学生了解了中国与韩国,这是这本书的成果。但今后如何超越各国历史而考虑共同的“东亚史”,还是摆在三国历史学者面前的课题。
我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大学生,当时是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对中国进行封锁,对中国实行敌视政策的时代,日中间连外交关系都没有。而在合作编撰本书的3年间,我连续到中国,连签证都不需要了。我确实感到历史是在朝向“东亚共同体”迈进。
尹辉铎： 我体会到东亚三国人民希望东亚和平的愿望,而且我发现三国人民之间是能够有三国共同历史认识的可能性的。在2002年3月三国学者合作编写之初时,我们还有些怀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学者共同编写历史是不可能的事,如今看来这些疑虑是多余的。
我们韩方还打算三国学者合编东亚古代史读本以及合作研究当代问题。人生之中最重要的是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对于当代问题不能避而不谈,这样就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法,三国学者也应该坐在一起,直率地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