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和陆续出版，大约近十年了。从最近几年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佛教学术论著看，这部藏经的使用率似乎不高，令人有些遗憾。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比较普遍，那就是认为它不好用，没有分段，尤其是没有标点，读起来困难，至少是麻烦。
这样的议论，在编辑《中华大藏经
我曾为《佛说大安般守意经》作过白话翻译和注疏，用的就是《中华大藏经》本。此经二卷，上卷用的是《赵城金藏》，下卷则是《高丽藏》，皆署名安世高译。《金藏》称其为“后汉三藏”，《丽藏》作“后汉安息三藏”，其馀校勘本，或作“后汉沙门”，或作“后汉安息国三藏法师”。这种称谓上的差别，反映了历代大藏经的编者对安世高其人的定位。诸藏所载该经经文自身，多有出入，仅上卷就有百馀处。如底本的“喘息不欢”、“喘息欢”等文，《径山藏》和《清藏》都把“欢”改为“观”，显然是改错了。又，底本为“有三因缘，者一罪到”，所有参校本都把“者一”颠倒为“一者”，语义通顺了；然而根据前后文，只要标点合适，底本也通：“有三因缘者，一，罪到。”又，底本作“故名先数入也”；从《丽藏》至《清藏》均无“故名”的“名”，与愿意相符，我认为是对的。又，《丽藏》中有“不捐弃所思喘息自知”句，《金藏》中无，究竟哪个版本与《开宝藏》一致，很难判断。如此等等，与作为底本的《金藏》比较，所馀刊本，有的对，有的错，有的均可，有的难定。我想，其他经籍也会存在此类情况，如果不对历代大藏经进行比较，是不可能发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大藏经》使稀有的、国宝级的佛教文献具有了普遍的实用价值，为多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
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是掌握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以至有学者说，如果某些学术论著是根据某些新版标点本做出来的，他是连看都不看的。他的意思是说，那些新版标点本没有权威性；根据无权威性的材料写文论事，难免走偏。我不赞成这种绝对的态度。标点方便读者，利于普及；我个人就用过标点本，感到确实好用。有些校勘和标点本，像《藏要》之类，还有极大的学术价值。但是，标点实在是一件难事，点破句是经常的事，把人、地名错当成术语，或把术语当成人、地名的都有。就此而言，我又赞同上述学者的意见。我主张，应该鼓励、宣传那些严肃、认真的点校本。因为这本身就是推动佛教学术的发展。当前的多数佛教研究者，不论何种经文，都从《大正藏》中引证，而忽视对影印版或更好的校点本的使用，我认为是一种不好的偏向。
编辑出版《中华大藏经》的筹划，始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当时是作为“文化遗产”的“抢救”对象，列入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计划；学部委员吕?先生为此还拟出了一个《新编中华大藏经目录》，并引起过争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计划最后流产了。现在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是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承办，由时任所长的任继愈教授负责组织编辑的。我追忆这个过程，是想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出版，是国家的一项文化建设事业，是从收集和保存我国传统文化，以供今人研究和创造新文化为出发点的。这就与单纯地为满足宗教需要，当作“佛事”去做，在性质上区别开来。由此也充分肯定了佛教在中国社会历史上传统的文化地位，关注佛教文化是全国人民的事业，改变了把佛教仅仅视为一种信仰的偏颇。
第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大藏经》，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可能会有许多新的发现，新的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佛教是第一个进入我国内地，并融入我国社会的域外宗教文化，我们的先人接受了什么，拒绝了什么，对于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过什么作用，以及如何作总体的估量等等，都值得认真思考。我想，这不但有历史意义，对今天的现实，也会有借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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