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7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集中全国有关专家及海外学者共商古籍整理出版大计。这是以国家名义召开的，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四人帮”被粉碎后，告别极左思潮，中国政府重视古代文化，有计划、有步骤地以科学方法清理中国古籍的大会。
古籍规划讨论中，对传统的
《中华大藏经》不同于历代刊行的大藏经
根据现有资料，汉文大藏经历来入藏的基本经籍最少为1000种左右（包括房山石经的960余种），最多者为2200余种，平均数约在1600种左右。这是宋元明清各藏入经的基本数目，加上各藏特有的经籍，共约3000余种，除去重复，约2500种左右，加上传统入藏的基本数目1600余种，现存汉文佛教经籍总数约4100余种（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稿总数为4175号）。
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儒、道并尊的三大宗教的一个重要流派。我们有必要编纂一部新的一大藏经，所收佛典应全面，采用影印办法。既可避免校核造成新的差错（日本《大正藏》即是前车之鉴），又可以保存善本古籍原貌。省去了繁重的校印排字的过程，还能大大缩短印刷时间。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决定采用现存最有文物价值的《赵城金藏》为基础。
汉文大藏经以其篇幅大、版本众多、历时久远闻名于世。雕版印刷术以前，佛经传播靠手写流传。南北朝时北方已有摩崖石刻佛经，刻凿在岩石上，与造像祈福同一目的。隋代已开始用石版刻经，那是为了保存佛教经典，以防止兵燹战乱的破壤。刻在石板上，每块石板重达百斤，利于保存，但不便阅读。十世纪，北宋开宝年间开始以木版印藏经，世界上第一部雕版大藏经问世，世称《开宝藏》。后来历辽、金、元、明、清都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雕造藏经。现存公私刊印的“大藏经”达17种之多。辛亥革命后，还出版过铅字排印的两种“大藏经”――《频伽藏》和《普慧藏》。在国外，汉文版藏经有《高丽藏》、《黄檗藏》、《弘教藏》、《?续藏》、《大正藏》。纵观国内外已出版的各种“大藏经”，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今天看来都不算理想的版本。
为了避免过去各种《大藏经》的缺点，我们编印的《中华大藏经》力求做到版本要“精”，内容要“全”。我们慎重考虑，选用了《房山云居寺石经》、《资福藏》、《影宋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高丽藏》等八种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版”，以《赵城金藏》为基础，进行对校。只勘出各种版本文字的异同，不加案断。
《赵城金藏》是北宋《开宝藏》覆刻本，装帧、版式保有《开宝藏》的特点，在《开宝藏》散失殆尽的情况下，不论在版本方面、校勘方面，它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国内现有藏经中未经传世的孤本还有《房山云居寺石经》、《辽藏》（又称契丹藏，用名不妥，因为它用汉文而不是契丹文）、《元官版藏经》、《洪武南藏》。这几种大藏经多为《碛砂藏》和《永乐南藏》的覆刻本，所收典籍均少于《赵城金藏》，不宜作基本参照本。《赵城金藏》收录佛典近7000卷，现存5380余卷，虽有缺失，可用《高丽藏》补入。《高丽藏》与《赵城金藏》同属《开宝藏》系统的覆刻本，版本基本一致，用《高丽藏》补《赵城金藏》自然协调，便于操作。
我们校勘的目的，不在于勘误订正，而在于会同比较。因为我们长期整理中国古籍的经验表明，不同版本出现的文句异同，多半不涉及义理，古籍版本出现文字异同各有道理（当然也有明显错误），如果一定要由编者决定取舍，难免失之武断，徒耗人力，并不科学。
还应指出，每一种善本的特殊价位并不真正由于它的至美至善，而在于它体现了各自时代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是别的版本不能代替的。如《房山云居寺石经》可谓善本，其中石刻佛经体现了《辽藏》的风貌。但也发现有的刻工为了贪图省工，出现了许多与上下文不相连属的“一”字。从一般校勘原理看，这些“一”字无论从形、音、义的错简毫无关系，只是由于刻工按版计酬，为了省力，又能占满版面，才出现了不应出现的许多“一”字。汉字中只有“一”字笔画最少，刻起来省力，用来充字数最方便。像这类缺点，并不能动摇《房山云居寺石经》版本价值的历史地位，毕竟瑕不掩瑜。这里只是说明中国过去雕印的众多版本的《大藏经》没有一种是尽善尽美的，《中华大藏经》为读者提供一个会同诸本的机会，标出异同，不作案断，正是极端负责精神，尊重读者、研究者的判断能力。一卷在手，等于同时拥有九种版本的“大藏经”，为研究者提供了空前的方便，这是任何图书馆都无法办到的。
《中华大藏经》的完成
《中华大藏经》在国家大力支持下，1982年开始编辑，1986年初，已出版到第15册时，古籍规划小组负责人李一氓给薄一波同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简单地叙述了《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出版经过及今后的打算。当上编106卷接近完成时，我曾与李一氓写信，说明《中华大藏经》完成在即，请求仍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支援继续完成《续编》。可惜他已生病住院，身体精力都不能执笔写字，由他的助手代写了一封回信。
我收到回信不久，李一氓同志与世长辞，生前未能看到这部《中华大藏经》完成。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支持，这部《中华大藏经》只能以《赵城金藏》的原始面貌沉睡在善本书库内，无从会同八种不同版本呈现在世人面前，更无从为建设新文化积累资料添砖加瓦。《中华大藏经》出版到35卷时，我们编辑的最得力成员――童玮教授不幸逝世。他一生致力于佛教经典版本目录之学，编撰的《二十二种大藏经目录索引》凝结着他一生的心血。为了普查国内佛典古籍现存的情况，他不顾年高，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基本摸清了佛教古籍现存的概况。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工作中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童玮还曾听山西晋城青莲寺僧人说，抗战时期，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部曾来人借走该寺的卷轴装佛经十余卷，寺僧不敢不给，借走后未归还。当年的借阅者、借出者早已逝世。这十余个卷子的下落，留下了永久难解之迷。童玮每次对我提到这件事，不胜唏嘘。
当年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校勘组的石?老师工作勤奋认真，以致积劳成疾，本书第一册出版前因病逝世。张文苑先生负责底本组，承担着校勘工作的第一道工序。他认真负责，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不幸突发脑溢血逝世。还有湖北的王世安先生，他为校勘工作付出了劳动，也过早地逝世了。对逝世的这几位同志来说，生前未能看到这部《中华大藏经》完成，是终生遗憾，也给我们全体编纂者留下长远的怀念。为了搜求中原找不到的卷帙，我们还得到海外朋友的大力支持、协助。这里特别感谢美国的余英时教授，承他的协助，找到《赵城金藏》散失的《佛国记》，得以珠还合浦。先后对编纂《中华大藏经》提供资料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还有日本临济宗相国寺派管长的?谷宗忍先生、日本临济宗相国寺派教务部长绪方香州先生等。
从1982年8月整理出版工程正式启动，到1994年底编纂完毕，参加人员先后共有160人，分别属于底本、修版、校勘、调度、汇稿、定稿、总务、财务八个部门。参加者年龄从二十岁到八十岁，老少不一，参加时间最长的从始到终十二年，最短的三个月。他们的辛劳和业绩也将与《中华大藏经》同在。
《中华大藏经》部分编辑人员1993年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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