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无论是在讨论军事文学创作状态之时,还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某某周年的庄严日子里,我们都一直使用“抗日战争题材文学”的概念,从直接描写那场战争的相关作品入手,讨论这一特定题材领域文学的内涵和拓展。约定俗成,长期沿用,使我们对这一提法习以为常,缺少反思。但是,在我看来,有必要在“抗日战争题材文学”的
“抗日战争题材文学”和“抗日斗争题材文学”,两者的差别,从字面上看,不过是一字之差,但是,在它们所指称的文学现象上,却有很大的不同。“抗日战争题材文学”,一般说来,它所涵盖的,是描写从1931年的“9・18”事变以来,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间,中国军民抵御和反抗日本军队武装入侵的伟大斗争。但是,在更为宏观的语境中,这些只是“抗日斗争题材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从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广度而言,后者的范畴都要更为丰富得多,宏大得多。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至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所表达的反抗帝国主义外来侵略、追求现代民族独立的悲愤心声,它的起点,同时也就是百余年间“抗日斗争题材文学”的起点,两者具有相当的重合,是后者为前者设立了文学新阶段的标记;反过来说,“抗日斗争题材文学”,在相当大的层面上,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源源不绝地成为其重要的生长点。作为起始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及其悲剧性后果,极大地震惊了国人以及跨世纪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 不以传统的科举进士之途效忠皇室,而以布衣之身和新学根基参与政治 ,由此爆发了“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运动;同时,甲午战争惨败和割让宝岛台湾,都激发了文人墨客的惨伤情怀,产生了一批慷慨悲凉的诗词作品。丘逢甲的《春愁》、《往事》,黄遵宪的《哭威海》、《台湾行》,谭嗣同的《有感》,郑观应的《闻大东沟战事感作》等等,字字血声声泪,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揭开了沉重的序幕,也为其奠定了悲凉慷慨的基调。百年忧患,由此而生。随之而来的,是从秋瑾、陈天华、鲁迅一代,到李大钊、周恩来、郭沫若、郁达夫一代,忍辱含悲,远渡东瀛,向打败过自己的敌人学习,借助日本这块西方文化东渐的转运站,了解和学习西方现代思潮,并且成为20世纪决定中国社会和文化命运走向的政治巨人和文化大师。
在20世纪上半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发生的许多重大的社会事件和文学思潮,都是与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行径和日军武力的步步进逼分不开的,都与抗日反帝的民族情绪和作家感遇密不可分。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罪恶行径日渐彰显,民族危机日渐深重,以唤起民众动员民众为己任的文学艺术,我们所论述的“抗日战争题材文学”创作,才日渐走向大众、走向工农兵,和人民大众实现了空前的结合。在巴黎和会上日本提出的掠夺中国政治经济权益的21条,直接触发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同时也激发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一批表达留日学生遭受日人轻蔑和辱弄的民族情绪的作品,如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郁达夫的《沉沦》,郑伯奇的《最初之课》等,所谓“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就是这种屈辱情绪的高度概括。20年代中期的“五卅”运动,其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在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罢工遭到镇压、工人领袖顾正红惨死于日人的枪口下。时为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瞿秋白,不但直接参与领导了上海各界的斗争,亲手创建了专为指导这次斗争的《热血日报》,还亲自创作了《救国十二月花名》 孟姜女调 、《大流血》 泗州调 、《国民革命歌》 泗州调 等通俗的说唱文学作品,为将革命理念与普通民众的接受水准相调适,为将先进的民族独立理想融入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中,作出了积极的探索。瞿秋白的这批作品,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实践文学大众化的重要成果,并且直接关联着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的“文艺大众化”和40年代延安时期文学走向工农兵的卓有成效的文学实验。近来有人从文学实验的角度论述文学和后来的工农兵文学的现代色彩,其实,在“文艺大众化”和“走向工农兵”的文艺努力背后,起最重要的推动作用的,却是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的迫切需要。
这样,在“抗日斗争题材文学”的创作中,就出现了一个在中外文学史上都至为罕见的现象,就是全民族戮力同心、共御外侵所产生的广泛的参与性。在抗日战争期间,上至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层,下至普通的抗日民众,都曾经采用文学创作的手段,表达其同仇敌忾、捍卫民族独立的坚定意志。朱德、周恩来、陈毅、叶剑英、吉鸿昌、冯玉祥、续范亭等国共两党的领袖和高级将领,都曾经写下了表达抗日到底、牺牲救国的大量诗词,唱响了全国的《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四季歌》、《黄河大合唱》,拥有最便捷最灵活的表现手段的《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和朗诵诗、墙头诗,使“抗日斗争题材文学”拥有了最为广大的作者和受众,群众歌咏活动和广场戏剧的兴起,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领导的十支抗敌演剧队和五支抗日宣传队,以及丁玲等领导的“西战团”和各种各样的文艺宣传队的活动,则实现了文学艺术作品在广大民众间的空前大普及。有资料表明,直到数十年之后,身为台湾地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还指示台湾电影界,将谢晋元领导的八百壮士和张自忠将军杀敌殉国的抗敌事迹,改编为《八百壮士》和《忠烈千秋》的电影,以激励民心。一斑以窥全豹,可见这场战争对中国文艺的决定性意义了。
因此,确立“抗日斗争题材文学”的观念,还有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以此整合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两岸三地的文学,并彰显其各自的特色。
从20世纪台湾文学的源头上讲,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激越情怀,不但与内地文学界同仇敌忾、相互呼应,还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交流,留下永远的佳话。台湾本土的爱国志士丘逢甲,不但在甲午战争之后创作了一批感怀时事的诗作品,还直接领导了台湾民众抵抗日军占领的武装斗争,在文学和政治军事斗争上,都做出巨大的贡献。武装斗争失败后回到故乡梅州,内渡后集1895年至1911年所作诗词1600余首,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台湾的思念之情,题为《岭云海日楼诗钞》。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许地山,幼小的年龄就被具有爱国心的父亲从出生地台湾带到大陆,以表达对日本占领者的反抗。与丘逢甲、许地山由台湾而大陆的人生和文学之旅相对应的是,1911年,梁启超应友人之邀到台湾一行,虽然受到台湾文化界热烈欢迎,给他更深影响的却是亲身感受到日本统治者统治下的台湾民众的屈辱境遇,梁启超在游台期间,受到各地诗社诗友的热烈欢迎,纷纷聚会、咏诗,以抒发怀旧、明志的心迹。梁启超在游台期间共写诗89首、词12首,诗词中充满殖民统治下人民的伤愁哀怨,表面上以写台湾美丽的风光为主,但处处表现出隐痛和对祖国大陆的思念,字里行间无处不是泪 “绵绵列岫烟如织,暖暖平畴翠欲流。好似扶筇千步蹬,依稀风景似扬州。” 《莱园杂咏》 “最是夕阳无限好,残红苍莽接中原。” 《莱园杂咏》 这可以说是内地和台湾的“抗日战争题材文学”互动的经典例证。
香港文学同样如此,尽管说,它曾经孤悬海外百余年,因而产生了具有港岛特色的文学传承,但是,正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到40年代中期,它和祖国内地文学产生了最为密切的应和脉动。大量的内地作家短期或长期居留港岛,创作了大量的以抗日斗争为背景的作品,比如肖红的《马伯乐》和许地山的《铁鱼的鳃》,以及在香港遭受日军囚禁的戴望舒,一改《雨巷》时期的低回婉转、缠绵徘恻,所写下的愤怒抗争的《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都是时代的代表作。一向以凡人琐事和上海小市民题材见长的张爱玲,其代表作却是以上海―香港的战时状态为重要语境的《倾城之恋》。在现代香港文学史上,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和大陆本土文学联系最为紧密、情调最为吻合的时段。20世纪台湾文学呢,丘逢甲一手拿笔一手拿刀的优秀传统,为后来的台湾作家所继承,他们不但用手中的笔进行斗争,还纷纷投身于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社会斗争,并且因此而遭受监禁、牢狱之灾。在台湾新文学草创和拓展的进程中,表达台湾民众反抗日本军事占领、经济掠夺和文化侵蚀的作品,始终是一股强大的、前后相续的文学思潮。台湾民众经历了50年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具有时间最长、手段最为残暴、创痛最为深切的体验,甚至遭被迫中止中文教育、强行推广日文教育,废止中文姓名、强迫改用日本姓名的“皇民化”的精神戕害;凡此种种,对台湾作家都可以说是感受深切、刻骨铭心的。因此,在诗人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对这些现象的控诉和批判,就具有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而这些情形,在过去我们讨论“抗日战争题材文学”时,是很少涉及的,也难以容纳的。在日据时代50年间,虽然说,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难以展开,但是,台湾作家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对日本统治者罪行的揭露和批判,始终没有停止过。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在大陆行医期间,接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把新文学运动的火种引燃到了台湾,并且先后两次遭受日本占领者的逮捕入狱。他的《觉悟的牺牲――致二林同志》一诗,表达了对台湾的蔗农反抗日本警察镇压的斗争的声援,他的小说《一杆“秤仔”》、《不如意的过年》等,都直接表现了台湾普通民众与日本警察之间的民族冲突。台湾新文学初创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作家,被誉为“压不扁的玫瑰花”的杨逵,曾经公开指斥“日本政府是土匪”,先后十多次被捕入狱,他是最早将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日文在台湾出版的,他的《送报夫》、《泥娃娃》等小说,表达了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的30年代日益恶化的台湾现实以及对孩子的心灵毒害。50年的血泪沧桑,国恨家仇,也催生了表现台湾半个世纪的苦恨辛酸和不屈反抗的史诗性作品,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 《沉沦》、《沧溟行》、《插天山之歌》 等长篇巨制,都是反映日据时代宏阔的历史风云和民众反抗斗争的优秀之作。而且,作家们笔下的日本统治者的殖民罪行,作家们对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扩张的警觉,并没有随着“二战”的胜利而宣告终结。相反,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日本的武装侵略,都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深重的后遗症;在20世纪后半期的冷战氛围中,又遭到了日本在经济、文化上的强势压迫乃至姓名掠夺。陈映真的《乡村的教师》和钟肇政的《中元的构图》,不约而同地将笔墨指向一种比在战场上做炮灰断送性命更为残酷的事实：在战争年间,台湾的年轻人被强征入伍,在东南亚战场上遭受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以至于有过吃人肉的经历;战后回到家乡,他们极力想融入和平时期的乡村生活,但记忆的梦魇,却最终摧毁他们的心灵。黄春明的《撒哟娜啦・再见 》和林衡道的《姊妹会》,则表现在战后台湾遭受日本的经济和文化强势扩张和欺凌下的畸形心态,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以经济崛起为后盾的日本文化盲目崇拜和奴性屈从的少数台湾人的强烈抨击。以此,台湾文学以独特而深沉的控诉,构成中华民族“抗日题材文学”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我们时时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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