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与一位青年同行谈论史家的文笔。他问我：在你读过的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著作中，哪一篇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我说是翦伯赞的《内蒙访古》。他稍加思索，又问：翦老著作宏富，你何以对《内蒙访古》情有独钟？我说是其文笔教我折服。自从读过这篇立论扎实、析理透彻、行文生动的名篇后，我就把它奉为常读常新的
事实确是如此。翦伯赞在《内蒙访古》正文一开头，就把历史学人引向心驰神往的境界：“内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地方”。接着，他又以富于文学磁性的笔触补充道：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这里一直是“游牧民族生活和活动的历史舞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走上历史舞台，又一个跟着一个从这个地区消失，退出历史舞台。”“这些相继或同时出现于内蒙地区的游牧民族，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上掠过，最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遗迹或遗物，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繁荣。有些连历史遗迹也没有发现，仅仅在历史文献上保留一些简单的记录。”随后，他不无遗憾地向历史学人发出具有研究启示的感叹：“这个历史学的宝库，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打开，至少没有引起史学家足够的注意。”有鉴于此，他在这次访问中特别留心开发“这个宝库”，通过实地考察，结合历史文献，从中国古代诸多游牧民族的活动轨迹中，破译了一个“历史的秘密”，即为什么北方的游牧民族大多先立足呼伦贝尔草原，然后再由东向西走上历史大舞台。
翦伯赞破译这个“历史的秘密”，不是靠抽象的逻辑推论，而是靠生动的史事描述。他高屋建瓴地指出：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内蒙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又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游牧民族在后台打扮好了之后，便走向前台去“敲打长城的大门”，“征服内蒙中部和西部诸部落或最广大的世界”。“两汉与匈奴，北魏与柔然，隋唐与突厥，明与鞑靼，都在这一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一直到清初，这里还是和准噶尔进行战争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如果这些游牧民族在阴山也站不住脚，他们就只有继续往西去，试图从居延打开一条通路进入洮河流域或青海草原；如果这种企图又失败了，他们就只有跑到准噶尔高原，从天山东麓打进新疆南部；如果在这里也遇到抵抗，那就只有远走中亚，把希望寄托在妫水流域了。”这样，就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出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的秘密。
翦伯赞评析这个“历史的秘密”，也不是板着面孔论说，而是寓理于情，娓娓道出：“所有这些民族矛盾斗争在今天看来，都是一系列的民族不幸事件，因为不论谁胜谁负，对于双方的人民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一种悲剧。”“但是悲剧时代总是一个历史时代，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时代，一个紧紧和喜剧时代衔接的历史时代。为了让我们更愉快地和过去的悲剧时代诀别以及更好创造我们的幸福的未来，回顾一下这个过去了的时代，不是没有益处的。”以润物无声的抒情笔调进行理论升华，必然会产生曲终意不尽、余音更绕梁的艺术感染力，而这种感染力又必然会增强理论说服力。
《内蒙访古》清新隽永的写作风格，是翦伯赞质文兼备、新鲜活泼的文风的缩影。他的其他名篇，也都蕴含着这种史学美感。譬如，1944年4月发表的那篇剖析“明朝亡国前夕的社会一里一面”的论文，题为《桃花扇底看南朝》，是取意于孔尚任《〈桃花扇〉本末》中“南明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句。这里姑且不论全篇的文采，就凭这个富有文学磁性的标题，也足以使人爱不释手。
又譬如，1945年2月发表的《论中日甲午之战》，通篇文字如行云流水，纯净通畅，读来亲切自然，声应气求。该文开宗明义，引人深思：“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的时间飞速地过去了，假如我们不是又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谁也不会再想到一八九五年春天的紧急。”接着，依次论述战争的酝酿、爆发与结局。在分析战争的结局和原因时，翦伯赞痛心疾首地说：“甲午之战，中国一开始就是失败，以后也是失败，最后，还是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呢？非常明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落后腐败。”“在甲午战争以前的世界，早已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民主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文化，是当时世界的主流。在这个历史主流之前，不动的推起走，落后的被清算，反动的被扫荡，这是历史的命定。”在抨击清朝政府的妥协投降和腐败无能时说：“当敌人在旅顺屠杀中国人民之时，中国的投降使节，却在上海待船出发。当敌人炮轰威海卫之时，而李鸿章却在马关与伊藤博文握手言欢。一个人是战争的最高指挥者，同时又是投降的全权代表，这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一面要前线的战士去抗战，另一面又公然去投降，这个战争，怎能不失败？”
翦伯赞史学论文的文笔优美，其史学专著的文笔也同样优美。1942年11月，当他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即将杀青之际，在重庆市郊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的郭沫若便致信翦伯赞：“您的《中国史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众所周知，郭沫若是文学泰斗，又是史学巨擘，他能热情称赞《中国史纲》脱稿是当年“一大事件”，并诚挚邀请翦伯赞为文化界同人“朗读”，无疑是对翦伯赞文笔的认同和肯定。
从翦伯赞的文笔，笔者想到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一则成语：“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其意是说，语言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远。同理，文字没有文采，流传也不会远。当前出版的史学著作为数颇多，但使读者特别是业余读者爱不释手、渐入佳境的却寥若晨星。这种巨大的反差，是对上述成语的最佳诠释。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说：“夫史所载者事也，史必藉文而传，良史莫不工文。”又说：“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诚哉斯言！但愿史家都向“良史”翦伯赞学习，努力“工文”，掌握一副好文笔，写出更多有质有文的史学著作来，满足社会各阶层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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