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意旨和价值取向中，我生发出一种对类似的创作倾向的隐忧。
无疑，《中国近卫军》和《英雄时代》都属于关注现实、介入当下、书写“时代”并具有“宏大叙事”品质的现实主义创作。但在我的解读中，我以为小说作者以一种积极投身“现实”的方式在巧妙地逃避着现实，并呈现出一种近似于“傲慢与偏见”的创作姿态，这尤其体现在作家对“英雄”以及“英雄时代”的艺术表述上。
很明显，在今天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最大的神话就是“成功”神话，当《英雄时代》自豪地宣示着“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之际，一种以商界英雄和政界精英为标底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利益共同体和社会强势（《中国近卫军》和《英雄时代》中的“英雄”都拥有高贵的门第和血统）话语，几乎使它天然地拒绝着那些来自非“英雄”话语体系的“沉默的大多数”的言说和诉求，把社会的共同关怀不动声色地转换成关心个人“成功”的境遇，它甚至对一切异端声音具有超常的整除、消解和改写能力，并且总是能够巧妙地将其纳入到自己掌控的话语体系当中去。而像《中国近卫军》中的甘冲英的“草根”阶层一类，当整个社会都将“成功”视为“英雄”的唯一标识，他们却从来没拥有过追逐“成功”的任何资源，但又被卷裹进这个“英雄时代”的“成功”神话当中，他们不改变自己就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地位，就不能共享社会的财富。所以他们的“时代”性焦虑就表现得非常强烈，他们中的很多人像甘冲英那样以人格的扭曲和灵魂的蜕变自觉而又被动地跻身于“成功”的时代叙事中，因为他们已经被这个时代纳入到了一个共同的结构之中。在这种同一性的叙事中，所谓的“英雄”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矫情建构，是对差异性的极端漠视，是对“英雄时代”的普泛性的非英雄式的现实生存的遮蔽，其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的逻辑运作。王彬彬在《文坛三户》一书中以王朔小说为例概括了所谓“大院文化”的特色：大院子弟认同并捍卫严格的等级制度，宣扬残酷的“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当然，还需补充的是，他们（“大院子弟”和上述特指的“英雄”之间可以置换）还往往面对利益时炫耀“文化”和“品位”，面对底层时显示“上流”和“时尚”。在这里，我所说的那种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意识形态逻辑运作于“大院文化”有着共同的价值旨归。在这种价值旨归的辉映下，极端现代化的“英雄”们都是充满欲望而且有欲望就要实现的人，而且每个人的欲望都不一样同时每一个都要求自己欲望的满足，并且把这种满足上升到时代道德律令或“历史规律”的高度。所以这些都使得他们沉浸在一种贵族般的“光荣与梦想”之中而不愿自拔。
或许正是有感于、惊怵于诸如此类的贵族般的“光荣与梦想”，近期来文学界中关于“底层叙述”的诉求才日见炽烈。问题的实质在于，文学创作尤其是秉持着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并不存在什么需不需要叙述“底层”的问题，而是应该怎么去“正视”和“叙述”。事实上，文学创作的本质问题就是价值问题，并不存在一种没有价值立场的创作活动，因为作家自身的观念必然会贯彻到其创作的文本之中。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从来都是执著于对人之生存的叙述和探询：一是人的生存状态，怎样活法；一是人之存在的价值，即人的生命意义。二者缺失任何一面，文学境界与审美艺境都会缺失。所谓现实主义文学如果远离底层人这一最多数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与人之存在价值疏远作品无疑失掉了血脉。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老舍……等人巨大的文学活力正是来自于创作的这一可能性。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凡俗生活隐藏下的悲剧，也看到了含泪的微笑之下的希望；不仅看到了极具质感的细微情节和情节之下的生活真相，更觉察其中对人的真实存在状态的深切体察与浓厚挚爱。他们的内心谦卑得和普通人一样高贵，他们的内心沉潜得和“底层”一样深旷；也只有这样谦卑而沉潜的内心，才能够容涵下那种对“底层”民众的义不容辞的道德承诺精神和博大的悲悯情怀。质言之，现实主义创作所谓叙述“底层”也许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对“底层”民众倾注着的沉重的道德承诺和神圣的悲悯情怀才是创作的本质所在。
虽然“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官场小说”乃至《中国近卫军》、《英雄时代》等类作品不绝如缕，作家们在注重创作的当代性上也作出了百般努力。但相当多的作家在经营他们的现实性主题时，对现实人生的叙写从整体上说缺乏思想洞察力和精神感召力。不少作品更是在一个日趋合理化、阶层化、世俗化的“现代性”语境中，在探触“底层”现实时陷入了与“合理性”存在的妥协而失掉了起码的人道关怀和悲悯精神，其创作也变成了对人们在“沉默”中无奈生存的心理言行的感慨，以及肯定人们在类似的“沉默”中对生的执著的叹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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