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有倡导节俭的传统，老子将“俭”视为为人处世的“三宝”
倡俭戒奢对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的不少明君贤臣都能从治国安邦的高度充分认识节俭美德的价值。诚如魏源所说，“禁奢崇俭，美政也”（《魏源集》上册，《治篇》十四）。《管子・八观》也强调：“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尽管管仲的观点不乏偏见，但他将奢侈视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源之一却是很有见地的。《国语・周语》中也说：“侈则不恤匮，匮而不恤，忧必及之，若是则必广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国家弗堪，亡之道也”。古人治国理政强调禁奢崇俭，既出于经济的原因，更考虑品德与政治的因素，所谓“不勤不俭，无以为人上（按指治理人民的官吏）也”（王通：《中说・关朗》）。当今之世，奢俭问题依然是反映当政者素质和品德的重要标志之一，直接影响着干群关系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此，应当将禁奢崇俭作为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伦理策略，高度重视，极力倡行。
或奢或俭反映人的品德。古人对此评判有着朴素的实践方法和标准，注重对日常现实状况的观察，用管子的话说就是：“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管子・八观》）。汉代恒宽在《盐铁论・救匮》中以晏婴为齐相时一件狐裘竟然穿了30年的故事，告诫当权者应该“民奢示之以俭，民俭示之以礼”。他说：“方今公卿大夫子孙，诚能节车舆，适衣服，躬亲节俭，率以敦朴，罢园池，损田宅……如是，则气脉和平，无聚不足之病矣。”这些论述给予我们的启示首先在于对俭、奢的认识与评价应当坚持实践标准，坚持运用对衣、食、住、行、事等实践状况加以观察分析的方法；其次看是否利民，譬如，一些干部为了个人“政绩”而大搞形象工程，劳民伤财，显然应属奢侈浪费之列。
古人的节俭美德与“天人合一”的理念相一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尊重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达到保护、节约自然资源，促进自然生态健康、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荀子・天论》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孟子・梁惠王上》也强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桓宽则强调通过适度消费和节约资源以保持长久的富足。古人把节约资源和顺从、保护自然生态的健康发展视为美德，体现出在处理社会关系（既体现在当时人际关系上，也体现在代际关系上）和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伦理智慧。这种智慧为我们今天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提供了伦理资源和道义支持。
在具体生活实践中，古人十分重视俭与勤、慎之间的关系。王夫之甚至将“俭”与“勤”、“慎”作为杰出人才的核心素质。他在《俟解》中说：“俭者，节其耳目口体之欲，节己而不节人。勤者，不使此心昏昧偷安于近小，心专而志致。慎者，畏其身入于非道，以守死持之而不为祸福利害所乱。能俭，能勤，能慎，可以为豪杰矣。”古人践行节俭美德的同时注意处理好俭与勤、俭与慎的关系，对我们有着特别的现实启迪。首先，是将节俭省用财富和勤劳创造财富视为一种美德的两个侧面，同加称颂和倡导。虽然节俭是历代古人都十分推崇的一种传统美德，但古人认为只注意俭是不够的，还要勤，要通过勤劳来创造财富，以丰富“天下之物”。在我国历代的处世格言和家训、蒙书中都对勤、俭相辅相成关系反复论及，比如：“勤俭两件，犹如阴阳表里，缺一不可”（石成金：《传家宝》初编卷五）；“勤而不俭，枉劳其身；俭而不勤，甘受其苦。俭以益勤之有余，勤以补俭之不足。若夫贵而能勤，则身劳而教以成；富而能俭，则守约而家日兴”（王相：《女四书笺注》）。其次，是注意俭与慎的关系，认为谨慎是保持节俭美德的重要思想保证。在实践中，一是要将节俭视为美德，认清奢侈的危害，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二是要坚持节俭从己，节用为民。认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袁采：《袁氏世范》卷三）的道理，做到“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冯梦龙：《警世通言・桂员外途穷忏悔》）；“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柏庐：《治家格言》）。总之，俭、勤、慎相统一的实践模式对于我们今天道德主体的伦理选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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