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集电视连续剧《茶马古道》，是我国近年来影视舞台上不多见的黄钟大吕。它通过讲述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茶马古道上的木石罗等纳西、藏、白、汉族马锅头组织“抗日马帮运输队”支援前线的感人故事，深刻揭示了茶马古道的生命内蕴，热情赞颂了滇藏各民族的团结和友谊，光大弘扬了感天动地的爱国主义精神，堪称爱国团结
该作品描写的茶马古道，实际上指以丽江为中转站、以大理与拉茶为两端的茶马古道南干线。它从拉萨往西伸延则进入尼泊尔、印度，从大理往西的延长线直抵缅甸，从丽江往东便是号称天府之国的巴蜀。这段南干线大约形成于唐中期，是吐蕃与南诏间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其主要作用是以骡马为动力、茶叶为主要商品，进行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的经济交流。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并封锁海上交通线、迫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这条古道一跃而成为当时我国与反法西斯同盟国保持联系的唯一国际陆上通道。于是，作为抗战大后方，茶马古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贸通道、文化交流长廊、民族团结纽带，而且还具有了国家安全生命线的意义。《茶马古道》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空中，基于这样的历史意识与政治高度，去塑造尼玛次仁、贡布、木石罗、花依、格桑这些形象，并演绎他们在大敌当前的危机关头的各种悲欢离合。
在如此高远的立意下，《茶马古道》写大事、明大义、求大利、讲大情，使整个作品大气磅礴、势若长虹，收到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艺术效果。
本来，木石罗等马锅头走茶马古道不过是个人的经济行为而已，但一旦将它与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部分，其意义就发生了质变，其行动就成为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伟大壮举。
勿庸置疑，茶马古道上的各马帮间自古存在着民族间的隔阂，地方利益的冲突，更有各商家间的尔虞我诈。但在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际，以尼玛次仁为首的拉萨商会以及以木石罗为代表的各民族马帮共赴国难，无偿运输抗日物资，义薄云天。
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是各个马帮所代表的各种势力作茶马互市的最大动机。但《茶马古道》在承认这种利益追求的合理性的前提下，很好地处理了民族利益、地方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并把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让短期的、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服从于长远的、整体的、根本的利益，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尼玛次仁就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他身为拉萨商会会长，富甲一方，但为了保持拉萨的稳定繁荣，为了不让江孜保卫战的悲剧重演，也为了不让千千万万的同胞像自己的儿子那样惨死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他牺牲小家为大家，不顾个人助国家，不断协调各方力量，团结各族兄弟，排除各种干扰建成抗日马帮运输队，甚至不顾年迈力衰，率领运输队出征，踏上漫漫抗日道路。
《茶马古道》也描写了木石罗、花依等人物丰富多彩的亲情、友情、爱情。它们有的恣肆汪洋，有的婉约深沉，有的单线流动，有的多头交织，但都充满了人性美、人情美，而这些感情最终又都统一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国家认同，即爱国主义热情之中。许多矛盾于是得到解决，一些人物的性格在其感召下实现了转变、发展，前者如木石罗与格桑的世仇。它缘于1903年藏、白、汉、纳西四个民族共同抵御英国入侵者的江孜大战。由于后来成为日本特务的静安编造木石罗之祖父木庚老爷出卖十八勇士、致使格桑的祖父等被英军所谋杀的谎言，致使两个家庭、乃至在丽江、迪庆的纳西、藏两个民族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并不断发生械斗。正是在又一次国难当头之际，他们经由十八勇士之幸存者，即当年误杀木庚报仇的苏达公开真相，木石罗与格桑的手又紧握在一起，化干戈为玉帛，同仇敌忾，共同参加到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后者如陈佩雄。他是一位驻藏官员的后代，由于自负、贪婪，他曾陷害木家入藏马帮、倾销假茶叶、杀害木茨格、火烧云南会馆、假借运送抗日物品之名行走私之实，但一旦他的师傅――日本特务静安原形毕露，要他去剪除抗日马帮运输队，他迷途知返，反戈一击，没有最后堕落为汉奸。这一设计，既符合陈佩雄作为英雄之后的逻辑，也强调了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各种消极因素出现转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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