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的精神品格，是学科发展的支撑，也是学科走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之一。中国社会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融入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日常生活中，并在其发展进程中，鲜明地凸显出自己的精神品格。
第一，实践性。实践性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哲学中一种具有合理内核的普遍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灵魂。
其次是它的求真致知性。19世纪末社会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使中国研究学问、获取知识的对象、途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术研究的对象，由原先的经学的典籍释义世界，转向了近代科学的现实客观世界。社会学大量采用了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比较、分析的方法，开辟了从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观察中求取真知、获取学问的道路。这一道路也更强化了社会学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推动了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步入民间，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学田野调查，熔铸了中国社会学的求真致知的实践性品格。
中国社会学所凸显的这种品格，是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感召下所形成的介入生活、干预生活理念的投影。如果说，中国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社会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进步，那么，中国社会学始终如一所进行的，就是这一具有求实致用、求真致知性的工作。而在中国社会学中能取得重大学术突破和成就的，也无一不是具有这种实践性品格的社会学家。他们都有着鲜明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清醒强烈的忧患意识、坚毅执著的进取精神、炽热真挚的爱国情怀，以及宏大恢廓的世界眼光。他们在求真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不渝地把现实的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他们的研究获得了空前开阔的视野和丰富充足的养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二，本土性。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学术科学化的必然之路，也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其实质就是要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通过这种研究，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能检验、修改、补充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丰富国际社会学的知识体系。
中国社会学者大都坚持认为，从西方导入的社会学，要在中国生根发展，必须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容纳到社会学里，必须创立与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相吻合的社会学，必须以服务于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大众为根本目的。这种精神品格，保证了从西方导入的社会学在服务于社会需要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它通过对社会现实迫切问题的思考或解决，结合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并围绕着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和实际需要而向前推进。
中国社会学最初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采用脱离中国实际的西方教材培养学生，并以西方人的眼光和方法来观察中国人的社会和中国人的生活。这样，在它的早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照搬、模仿国外模式的公式化、教条化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观察中的偏差、认识上的错误和文本间的误读。因此，社会学本土性的取向，也“可以说是摆脱西方学术垄断或优势的一种反映”（金耀基语，转自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第38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社会学从依赖性向主体性转变的一个标志。
中国社会学对本土性价值取向的自觉追求，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由吴文藻先生首倡，各家学派应和，形成了一股潮流。如晏阳初、李景汉先后主持的定县实验区，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陈翰笙主持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农村调查，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派采用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李达、许德珩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造性阐述和发挥，等等。这些调查和研究都是自觉地在本土性价值取向指导下进行的，调查研究所形成的最终成果也都达到了那一时代的学术高度，显示了那一时代的学术成就，是社会学长河中所飞溅出的最亮丽的浪花。并且，许多研究成果无论就理论的先进性还是具体研究的水平而言，都站到了同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前列，代表了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第三，科学性。社会学是一门实证性、综合性的科学，它并不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一般的社会常识和依靠所谓的洞察力或无确凿根据的信念的基础上，它是一门科学，它只能依赖于科学的证据，依赖于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科学的证据是通过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系统研究获得的。而要获得这些科学的证据和取得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科学认识，就要尽可能多地把定量的方法与定性的方法、实证的方法与解释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与人文的方法结合起来，就要尽可能多地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技术，比如物理学、生物学的技术。马克思也曾说过，任何科学只有发展到能够成功地利用数学的阶段，才算达到了科学的水平，获得了真正的发展。
中国社会学自诞生之时起，就把自然科学用来观察自然现象的观察、比较、分析等的方法移植到学术研究中去，普遍地采用了逻辑的、分析的、辩证的、实验的等一系列科学的方法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中国最早的社会调查大概是北京社会实进会（1913年北京高校组织的传播社会学的团体）于1914―1915年对北京人力车夫的调查，中国早期社会学代表人物、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据此写出了北京人力车夫的调查报告，这也可能是中国学者写的最早的社会调查报告（见李培林：《中国早期现代化：社会学思想与方法的导入》，载《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第95―96页）。随后，各家学派和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学者大多也都深入到城市社区、农村乡镇开展了对各社会阶层的社会调查。这种社会调查到上世纪3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并出现了足以代表当时中国社会学辉煌成就的社会调查著作，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
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派不仅倡导科学的社会学调查，而且还运用“类型”、“模式”等科学概念进行社区的比较分析研究。费孝通就说过，他对客观事物存有“类型”的概念，是受了早年所学的动物学和解剖学的影响（见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第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者更是自觉地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测，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尤其是定量分析、数学模型及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使得社会学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并由此形成了许多边缘性、交叉性的分支学科。
中国社会学对科学方法论的重视、强调，以及由此所凸显出来的科学性的精神品格，改造了中国传统以经学为代表的研究模式，充任了中国学术从古代向现代、从经学求实向科学求真转型的重要一环。同时，中国社会学所凸显出来的这种精神品格还极大地丰富了本学科的思维层次，从整体上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品位，对中国学术现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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