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体系与公共道德体系
对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来说，公共管理与公共道德都是须臾不可缺少的。然而，什么是公共管理，什么是公共道德，如何构建公共管理与公共道德体系，这在我国学术界和现实社会生活中还是一个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乔耀章在《学术研究》2005年第7期
撰文认为，公共管理是行政管理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种未来发展形式或形态，它由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构成，其中以政府为本位的公共管理仍将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起着关键或核心作用。公共管理体系决定着公共道德体系，公共道德体系由“宏观公共道德”和“微观公共道德”构成，其中政府行政道德或政府公共道德在公共道德体系中起着率先垂范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正面作用还是消极的负面作用，都是重大的。
法律范式转型与司法现代化
韩德明在《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撰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先后出现过形式法和实质法两种法律范式，它们分别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法治国家、福利国家两个历史发展阶段。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风险社会的形成，程序法范式理论开始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三种法律范式各自表现出差异性法律性质，并决定了不同的司法现代化发展特征。中国法律发展状况区别于这三种法律范式而具有自身的目标和道路，中国司法现代化发展正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的理念确立和制度建设；司法对立法和行政的制衡力度的强化；司法的非行政化；通过法律职业化进程的司法伦理培植和知识生产；推进合宪性司法审查制度建设进程；司法程序的简易化以及向其他解纷机制的程序权分解等。
创新文化视野中的大学精神
任剑涛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撰文认为，现时代作为一个创新时代正在形成创新文化。在创新文化氛围中的大学文化也就被打上了创新的烙印。创新的大学文化是现代创新文化的一部分，它与现代创新的精神结构、制度安排、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当代东西方国家的大学的自身变革，正体现了大学适应创新、引导创新的时代精神。在大学的创新过程中，现代创新文化的深层变革正在发生。创新时代与创新文化、创新大学具有一种内在互动的关系结构。文章最后指出，大学的人文探索对于人类精神领域的重建，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对于自然世界的解释，大学的技术开发对于物质生产的巨大支持，大学的体制改革对于社会变革的直接影响，大学的功用面与非功用面的恰切展示，对于人类确认自身的理想与现实关系，无不发挥着导引的作用。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
何水在《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撰文指出，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新型政府管理体制，人民主权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法治理论、为人民服务理论分别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了政治学、行政学、行政法学理论依据，以及最根本的理论落脚点。WTO规则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支撑、政府再造运动的展开以及我国存在的社会发展失衡问题则是促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五种力量，即推力、动力、托力、拉力、压力，此并存的五种力量即构成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现实背景。
从人性的制约到人性的自觉
董平在《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撰文指出，通常以“人性善”为儒家的根本思想之一，但性善说的提出，实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思想发展过程。孔子首先有意地消解了“礼”的外在强制性，强调“仁”为“礼”的本质内容，“礼”是“仁”的表达形式，要求个体实现循“礼”的内在自觉。孟子竭力反对“义外”之说，进一步确立了人性与天道的本质同一观念。将存在的本体阐释为道德的本体，或者将人的德性阐释为本体意义上的存在性本身，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由现象上的“天人相分”到本质上的“天人合一”，乃代表了儒家为确立人在社会生活中自觉地履行其道德义务的当然性，以及为探寻这种当然性的终极根据所作出的卓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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