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45年这段长达14年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历史，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均属最能验证民族性格的非常时期。研究战时的日本历史，有助于深入了解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昨天，审视今天并预测明天。在诸多有关战时日本这里所说“性别”的角度具有多重含义。首先，它是以女性为研究对象，涉及战时日本妇女社团活动的方方面面。其次，是从性别立场与视角，即男女平等、尊重女性人格的立场反思战争与性别、民族与性别、国家与性别的关系，分析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日本妇女和妇女团体的地位和作用。最后，凸现中国女性研究者的学术立场。如作者自言：作为一名侵略战争受害国的女性研究者，可以摆脱日本学者难以跨越的民族感情的羁绊，生动而全面地再现历史的过去。同时，作为一名侵略战争受害国的女性研究者，也更有责任对战争期间日本妇女团体进行深入的探讨，总结历史的惨痛教训。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的学术价值，除了研究视角上独具特色以外，还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真实地反映日本战时日本妇女团体演化的整体面貌。作者建构了两条线索并行的论述框架。第一条线索是按照时间先后、展开记述的纵向线索，分成昭和初期、“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等4个时期，探讨不同时期日本妇女团体的不同状况和特点。第二条线索以民间和官方两大类妇女团体的互动关系为中心，对下述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这些问题包括：在日本走向近代化道路中受欧美进步思想影响而新兴的民间妇女团体，如何在侵略战争期间变节转向而走向衰亡，官方妇女团体又如何在为虎作伥中迅速膨胀，吸纳众多会员而一统妇女界；主动与被动加入官方团体的日本妇女，如何通过有组织的活动，间接或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本应以实现男女平等、争取妇女权益为目标的妇女团体，如何沦落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机器不可缺少的构成部件，等等。选择战时体制下日本妇女团体这一学术界涉足不多的领域进行研究，作者需要具备敢于探索的勇气，因为这实在是不下功夫则难见进展的繁琐工程。为了真实再现真相，作者利用赴日学术考察的机会，不辞劳苦，奔波于各大图书馆之间，查阅了大量战时日本妇女团体出版的机关杂志、妇女领导人在当时发表的文章和演讲，以及战后出版的回忆录等。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仅就材料的搜集、翻译、耙梳和整理而言，《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作出了有益贡献，并为今后更深一步的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二是在理清事实的基础上，对战时妇女团体的各类活动进行思考和客观公正的评价。作者肯定了昭和初期日本民间妇女团体的进步作用，但也指出：在战争到来之际，民间妇女团体的妇女运动领导人把进入政府部门、参与制定国家方针政策看作是妇女解放、提高妇女政治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从加入政府公职开始，妇女运动领导人从体制的对立面，站到了体制内部。她们所领导的妇女团体和妇女运动也在体制中蜕变、变质，不但丧失了原先的锋芒和锐气，最后竟然与侵略者当局沆瀣一气，成为体制最得力的支持者和坚实的后盾。因此，妇女运动领导人以及民间妇女团体的“转向”是对近代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目标的背叛。战争期间成立的以国防妇人会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妇女团体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持久而得以发展壮大，妇女们开展了包括慰劳官兵、资源回收、爱国储蓄、生活更新、女子挺身、家庭报国等“后方奉献”活动。普通妇女在战时官方妇女团体的组织和领导下，身不由己被卷入战时体制，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欺压、杀戮弱小民族兄弟姐妹的帮凶。作者在大量史实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日本妇女和妇女团体参与战争体制既有被动的一面，也有主动的一面；她们既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又是侵略战争的加害者；日本妇女和妇女团体虽然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决策势力，但对侵略战争的肆虐也负有应予反省的历史责任。
三是揭示各种历史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对日本女性团体兴起的原因进行研究之后，作者提出：近代的日本女性史受近代和传统两大因素双重作用。一方面，明治初年文明开化期间，在西方进步思想影响下，日本女性接受了自由民主、博爱幸福、男女平权的思想。近代以来日本妇女参加自由民权运动、发起女权主义运动、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均为欧美近代进步思想浸润的结果。另一方面，以父权家长制为特征的家族制度、近代天皇制、贤妻良母主义、国家主义等传统因素，也制约着日本妇女的思想和行为。这些因素是导致日本妇女团体沦为法西斯主义帮凶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的出版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读史早知今日事”。虽然我们不能利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但作者对战争期间日本妇女团体的研究以及对日本妇女战争责任问题的思考，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今日本社会的了解和认识。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胡澎著吉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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