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前不久在厦门召开。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近60人出席了本次会议。现将会议的部分观点综述如下:
科学发展观与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与会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追
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科学发展观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最终都必须落实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根本性问题在于转变粗放式增长方式,关键则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与会者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的增长,是一种“借来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受制于国内外的资本来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乃基于对增长的生产力源泉的分析,此类分析的常规做法是通过TFP(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对总量增长加以分解。借助于马尔奎斯生产力指数所做的经验分析表明,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间,TFP的增长固然始终伴随着经济总量增长,但在90年代趋于减缓;TF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技术性进步,而非技术性效率改进;单就技术性进步而言,90年代较之80年代也已呈现出减缓之势,尤其是90年代后期更为突出。这一分析涉及三个问题:一是要素投入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的问题,二是资源配置的方向性失误问题,三是重视技术的引进与重视国内已有技术的充分利用如何有效结合的问题。
2、可持续增长与制度的关系。有人认为,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双约束型特征即资源约束和需求约束较为明显。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在保持经济稳定、缓解资源约束和需求约束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要缓解需求约束,由政府直接组织的经济活动虽然创造了需求(主要是投资需求),且时效性明显,但会在不同程度上激化或强化资源约束,甚至导致经济过热;要缓解资源约束,现行的分配格局极有可能引致需求约束作用增强,保持经济相对平稳发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有学者指出,只有通过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才能完成从粗放式增长到集约式增长的转型。
3、选择一条基于软资源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学者通过对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目前并没有出现倒U形曲线的拐点,中国目前面临较为严重的环境压力。中国工业发展面临资源约束、环境约束和社会约束。新型发展模式必须逐步超越这三大约束,实现从硬资源的约束到软资源的重大突破:在企业层面上构建以软资源为主体的能力型组织;在区域层面上实现以软资源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方式,包括零度化发展、飞地化发展和总部化发展;在国家层面上转向以软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运行结构,包括从物质经济逐步转向精神经济,从过分追求进出口贸易顺差转向进出口贸易平衡;从以模仿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以创新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等。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后发优势实现
1、正确认识后发优势。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落后国家和地区追赶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必由之路,但后发优势不等于跨越式发展,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必须因地制宜,结合地区、部门、行业和特点,从信息技术、科技创新和知识管理三个方面来构建后发优势。
2、中国的后发优势。具体体现在: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利用先发国家富余的资金;借鉴先发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借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会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可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可以吸取国外环境污染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后发优势包括: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科技,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强大助推器和催化剂;经济全球化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外工业化的实践和经验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借鉴。
3、如何实现后发优势。与会者指出,一是积极引进先发国家的先进技术;二是国内必须培育、建立一种社会能力以充分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形成内生的科技能力;三是合理的制度环境,使后发国家能充分发挥后发意识和赶超热情。“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我国应采取的基本方略包括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加快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此外,在为期两天的讨论中,与会学者还就科学发展观的政治经济学解读、科学发展观与体制创新、解决农民贫困与中国反贫困研究、区域差异与科学发展观等几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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