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70年前，他英勇就义，为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成为继李大钊之后又一位牺牲在反动派刑场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不仅以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瞿秋白研究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个热点发韧于1980年中共中央为瞿秋白平反昭雪。此后，在1985年纪念瞿秋白就义50周年、1989年纪念瞿秋白诞辰90周年、1999年纪念瞿秋白诞辰100周年和今年纪念瞿秋白就义70周年之时，形成了几次研究和宣传的热潮，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瞿秋白研究和宣传得以不断地拓展，主要原因在于瞿秋白这个人物本身的魅力和他的思想的价值，在于这项工作本身是很有意义的。在今天，我们更可以看到，开展瞿秋白研究和宣传，对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成果，推进理论创新；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发展先进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这些年来，瞿秋白研究的一个可喜现象是，一些同志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创新。比如，把瞿秋白与同时代其他杰出人物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产生了一些使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是，在瞿秋白研究的方法上，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是要科学地考察和把握瞿秋白与同时代人之间的思想关系，不要简单化地形成“从瞿秋白到毛泽东”的模式。
1927年，瞿秋白在《〈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说：“无产阶级之革命思想的指导，当然是集体的工作，然而我确是这一集体中的一个个体。”我想，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应该作为我们考察和把握瞿秋白与同时代人之间思想关系的一把钥匙。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形成我们现在所讲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但是不能说没有一个领导集体存在。这个集体的成员大都是中国的先进分子，面对着过去从未干过的革命，面对着一系列复杂而棘手的新问题，大家都在思考、探索。由于事物是那样复杂，大家的思想认识有同也有异，相互之间有时是相互补充，有时则是相互抵牾；有时是相互促进，有时则是相互抵销。这是一个十分自然的客观过程。我们研究领袖人物，只有把人物摆在这个集体中，很好地去考察人物之间的这种思想上的相互关系，才能很好地认识和把握人物独特的思想理论及其地位。近些年来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把同时代人物之间思想上的横向关系竖起来，变成一种整体性的纵向关系，形成一种“从×××到×××”的模式，从而无形中对同时代人物人为地进行思想“划代”。当然，就某个具体的思想观点来说，即使是同时代人，由于涉猎和认识有先后，这个人物与那个人物之间是会有一种前后传承发展甚至前因后果的关系的。但是，从那时整体的思想来说，应该说是一种集体的探索，很难断定谁是创始谁是继承发展，不好进行“创始于谁，毕成于谁”的思想“划代”。
有的同志在研究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贡献时，似乎形成了一种“从瞿秋白到毛泽东”的模式。瞿秋白与毛泽东无疑是可以比较研究的。他们是同时代人，他们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深，接触马列主义、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时间也差不多。瞿秋白1923年初回国后，就同毛泽东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不论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内工作，两人经常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站在一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他们“英雄所见略同”。1934年1月，遭到“左”倾路线残酷打击的瞿秋白到达中央苏区时，毛泽东也正遭受排斥、打击，两人对党内的“左”倾错误感同身受。总之，对武装斗争问题、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革命问题等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他们两人是讲得最多的，许多观点也是相同或者接近的。当然两人也有许多不同点，除出身、性格、气质很不同外，受教育的背景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途径以及在党内担负的具体工作也不同。瞿秋白是在十月革命的故乡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则是在自己的祖国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毛泽东主要致力于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而瞿秋白主要是从事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正因为这两个人既有着许多共同点，又有着许多不同点，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瞿秋白和毛泽东之间思想上的关系，整体上是怎样的呢？两人的思想也和同时代别的杰出人物之间的关系一样，整体上是在一个时代平台上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相互砥砺的关系。有的问题，可能是一人考虑得早一点，认识得早一点或者更彻底一点；另一人考虑得晚一点，认识得晚一点或者不那么彻底；但是晚考虑、晚认识的后来可能又超过了早考虑、早认识的。有的问题，两人也可能是差不多同时开始考虑，认识也很接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很难简单地划一条“从瞿秋白到毛泽东”的直线。作为同时代人，瞿秋白与毛泽东之间思想上的关系不是两人之间的“接力跑”关系，不是瞿秋白把接力棒交给了毛泽东，而是在集体“接力跑”中谁领跑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全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一批杰出共产党人、革命家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轨迹，不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单线条，而是许多人“群流并进”（瞿秋白语）的多线条。瞿秋白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的贡献是非常多的，而且在有的方面是非常突出的。这也是大家公认的。但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视野应该放得更开阔一些，要把瞿秋白的思想放到集体之中去考察，除了把他与毛泽东进行比较，还要把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物进行比较，这样才能真正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他独到的贡献，也才能避免“从瞿秋白到毛泽东”的简单化模式。
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定位放在第一位，避免将瞿秋白文人化（瞿秋白是文人，但不能将其文人化）。在毛泽东的研究宣传中，也有这种现象。这多少是受到了一点淡化政治的倾向的影响。
毛泽东是革命家、政治家，又是文人、诗人和书法家。他的文人和诗人气质与他政治家、战略家的气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独特的魅力和风采。研究他的诗词、书法艺术和文人、诗人的气质特点，对于全面反映他的思想性格和生平业绩，是不可缺少的。有的同志专门研究毛泽东的诗词或者作为文人的毛泽东，产生了很有影响的好成果。但是有的人却将毛泽东文人化，用对一般文人及文人作品的分析方法去诠释他的思想、观点和情感。比如，研究他的诗词一味地从中捕捉那些“情丝恨缕”、“儿女情长”的东西，而对其中充满的那种前无古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信念和情怀则视而不见。有的甚至把毛泽东关于革命和建设的一些重大决策和活动，看作是诗人的激情和冲动。典型的说法是，毛泽东治国是“诗人治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都是他诗人脱离实际的想象和夸张造成的。这种研究，显然是陷入了一个误区。毛泽东是诗人，但他是革命家诗人、政治家诗人，而且他首先是革命家和政治家，不把革命家、政治家的定位放在第一位，是研究不通的。
在瞿秋白的研究和宣传中，把瞿秋白文人化的现象，似乎比较早就有了。有的同志压根儿就不认为瞿秋白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也不愿意把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政治家来研究。有的同志更愿意把瞿秋白作为一个文人来研究，用一般文人的特点去分析观照瞿秋白，而不愿意去发掘和研究瞿秋白作为革命家、政治家这个更根本的一面。同毛泽东一样，瞿秋白是一个文人，但是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方面又交融在一起，不可分割。瞿秋白在较长的时期内专门从事过文学创作、翻译和文艺理论与批评工作，有卓越的建树。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我们当然要深入研究。但是，我们要更重视他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领导党的工作和指导革命的贡献，要更加重视他在革命理论、政治理论上的贡献。这些方面的贡献，是奠定他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的主要基础。这是其一。
其二，要把瞿秋白从事的文学工作同革命事业、同党的工作统一起来。他在遭受“左”倾领导者的打击，从党的领导岗位上下来后，在三年的时间里专门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但他与当时许多左翼作家不同，他是自觉代表党参加对“左联”的领导，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和宣传工作的。当时，“左联”的一些共产党员及其他作家，也都是把他作为党的领导来看的（这从他们一些人的回忆录可以看到）。
其三，要把瞿秋白的文人气质与职业革命家的身份统一起来。文人气质同职业革命家是能够统一的。有的同志喜欢对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讲的关于“历史的误会”的话大加演绎，似乎要还瞿秋白文人的本来面目。瞿秋白在历史上已经成就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特别是曾经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主持制定过重大决策，推动了历史的转折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这是事实，是不需要讨论的事实。瞿秋白是用自己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的贡献作铺垫，一步一步走上党的领导岗位的。他是靠他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政治斗争艺术和领导才干，成为“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的。“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这是中共中央第一个历史决议对他的评价。
总之，在瞿秋白身上，文人与革命家是统一起来的。也许正是那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文人的敏感，使他在中国革命的早春二月，较快地感知和接受了各种进步思潮和信息，而在一些方面优于不少同时代人；也许正是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文人心境，使他对早期党内斗争的感受更为深切，而更加丰富了悲天悯人的内心世界。我们研究和宣传瞿秋白，不能在他身上把文人与革命家对立起来。如果把他在党内遭受“左”倾领导者的打击，看成文人与政治的矛盾并加以渲染，如果把他最后在特殊环境中流露出来的一些悲凉心境，看成文人与革命的矛盾并加以渲染，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