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草原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

编者按

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有的精神特质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草原文化焕发出勃勃

草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陈光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草原文化不仅对中华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对世界文明也作出了积极贡献。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交相辉映,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草原文化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诸方面都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正在成为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重要内容和重要形式。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草原文化,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纵观历史长河,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始终处于主流和主导的地位。即使是曾经给当时人民生产、生活带来过灾难的那些冲突乃至战争,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也有其历史积极性的一面。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中原文化的研究比较多,而对占我国国土总面积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研究却很不够。毫无疑问,中原文化是光辉灿烂的,但包括北方草原文化在内的祖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同样是光辉灿烂的。只有把祖国各民族所拥有的各具特色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才是完整的中华文化;只有从总体上把握中华文化形态的文化观,才是科学的文化观。因此,草原文化研究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形态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张国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任）：我体会,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多内涵、多风格、多色彩、多特质相统一的文化,它伴随着中国各民族分进、融合、共荣的过程而形成与发展。深化草原文化研究,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有利于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中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也有利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何东平（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可以说,在人类文明的演变中,草原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为中华文明输送着养分,并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光荣使命。改革开放以来,草原文化在与各种人类文化的更广泛更深刻的交流与整合中,愈加凸显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展示出她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魅力和意义。研究草原文化无疑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包明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教授）：中华文化是一体多元的文化,中华文明是中国各民族共同构筑的。开掘文化的本土资源,科学地研究中国各民族从古到今在文化上互相吸纳与回馈的因果关系,正确阐释交流、互动与融通的脉络,对于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对于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对于建构强势的中华文明,对于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想,这也正是“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主旨所在。

胡匡敬（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草原文化对我们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具有重大意义。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对我国的民族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社会和谐发展,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深入进行草原文化研究,认真总结民族文化产生、发展、繁荣的经验和规律,必将对我们处理好新时期的民族关系,做好党的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动力与源泉

朱佳木：历史上的蒙古高原曾经养育过众多的北方民族,这些民族在创造和传承了最适合于亚洲内陆地区海拔高、降水少、气候寒冷条件下的生存和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崇尚自然的生态自然观和豁达勇敢的精神境界,创造了粗犷豪放而不失深沉细腻、雄浑有力而不乏悠扬委婉的文学艺术,这种带有草原特点的文化,不仅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而且为中原文化反复注入过新的活力,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连接中原地区与中亚地区和地中海地区的“草原之路”,更是远远早于沙漠“丝绸之路”和海上“瓷器之路”,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董国尧（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草原人创造了草原文化。草原人经过万苦千辛,不屈不挠、一代又一代地以其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了自身极富个性的特色文化,与中原的黄河流域文化和南方的长江流域文化等比翼齐飞,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贡献了力量。我认为历代北方民族在进入长城、挺进中原之前,都有了相当的文化准备,否则是不会占据半壁河山或统一全国的。

乌恩（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主导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古代国家政治格局的影响。从秦朝统一到1840年的2000余年间,中国古代历史的每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都伴随着草原民族的身影。草原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割据王朝和统一王朝有20余个,统一时间累计1000余年。这些王朝的建立,对古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产生过重大影响。二是对国家统一的影响。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碰撞,既造成了历史上的战争和动荡,同时也为国家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古代历史上中国版图的形成,是与草原民族的历史贡献分不开的,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版图最大的王朝。

徐吉军（杭州出版社副总编辑）：由于元朝在“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广袤大地内,建立了一个空前规模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从而结束了唐末以来数百年的南北对峙,为长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需要指出的是,元朝在建立各项制度时,十分注意对长江文化的汲取。特别是元灭南宋后,忽必烈锐意改革,汲取长江文化的先进成分,把本民族的文化大大向前推进,创造出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

罗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传统史料与传统历史学关心草原的主要原因,是草原对南方农耕世界的历史进程有着巨大的影响。现代的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北方民族与历代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上。这就在事实上把草原历史置于一种附庸地位。近20年来,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研究中国北方民族历史的著作中,波士顿大学的人类学教授ThomasBarfield的《ThePerilousFrontier》是有代表性的一部。该书用以串连起2000多年中国北方历史的基本线索,就是认定农耕地区的政治形势决定着草原上的政治变化,因为他相信草原民族必须依靠掠夺农耕民族而生存,草原与农耕地区的斗争史就是草原政治体努力寻求获得农耕地区各种资源的有效途径的历史。这显然是由于对游牧经济非自足性作了夸大理解之后形成的错误认识。这种把游牧族群看做农耕社会的掠食者、寄生者,把草原政治体当做农业文明的破坏者、骚扰者的传统观点,需要通过草原文化的深入研究逐步去清除。

王小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想谈谈中国历史的北方主流问题。这个问题是北大资深教授田余庆先生提出来的。他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说:“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不在南。”他还说:“直到二十世纪初年为止的中国皇朝历史上……重新统一的任务总是由北方当局完成。即令南方经济力量与北方趋于平衡甚或超过北方,这一事实也不曾改变。”我们正在进行的“三至十四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课题,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北方草原民族特别活跃,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十六国时代“五胡乱华”、北朝时期鲜卑入主、五代诸朝三为沙陀、辽金与两宋的对峙,这些史实自不待言,即使是统一强大的隋唐王朝,学界公认其繁盛得益于诸多民族的参与。元朝更是以蒙古族为主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声威远播欧亚。北方草原民族的积极活动,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推动了国家的统一和不断发展壮大。处于社会发展上升阶段的塞外民族进入中原,对中原社会造成极大冲击,带动了皇权回归,刺激了社会转型。

吴团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在“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游牧民族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使中华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新的变革与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实质上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互作用、融会贯通、共同繁荣的历史。费孝通先生关于“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两大统一体,交互融会、共同促进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实体形成的著名论点,恰好证明了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罗新:在充分考虑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基础上,我们对草原民族的伟大文明成就,对他们在东亚历史上的伟大贡献,才能有全面的评价。比如,草原社会在数千年的历史运动中,由于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在不同时间内的剧烈接触和持久交往,草原社会最终完成了一体化,即完成了民族融合和社会整合,其伟大成就表现为近代蒙古族成为草原上的主体民族。这不是一个突然的和偶然的历史事件,不是个别英雄人物和某一政治体独自的历史功绩。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和草原上出现第一批游牧人同样悠久。草原上的每一个游牧政治体、每一波民族迁徙浪潮、每一场部族冲突,都是这个一体化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的那些政治体,都分别推动着草原社会一体化的运动,也就分别代表着一体化历史运动的某一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历史成就,都应当被充分估价。

张久和（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战国时代,内蒙古高原北方游牧民族活动和控制的地域远比华夏族广阔,并且直至战国后期秦、赵、燕诸国才向北拓展,占据了北方各族大片土地,从而也使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力向北方地区得到一定扩展。从文化的影响面上说,战国时代蒙古高原上的中原农耕文化不如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广大,游牧文化在这一时期已成为蒙古高原上草原文化的主体。

吴团英：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仅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主源之一,而且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属纵向溯源,后者则是横向定位。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我认为中华文化大致上是由三大地域文化组成的,即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和草原地区文化。其中,草原文化分布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涵盖整个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大部,区域分布之广是其他两大区域文化所不可比拟的。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化由三大类型文化组成,即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其中,北部的游牧文化独具特色,也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而中、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说到底还是农耕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组成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草原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特色鲜明的复合型文化

连辑（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草原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从精神层面上看,草原民族具有一种与生俱有的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宇宙观;具有与大自然谦和相处、永被恩泽的自然观;具有欲取先予、永续利用的生态观和描摹自然、歌颂自然的文化观。从自然层面上看,其生物的多样性、生态景观的丰富性也独具个性。从历史层面上看,这里是人类祖先的栖息地之一,是历史上许多北方民族的发祥地,是汉民族与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地以及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在这里,各种文化在传承、变革、相互影响中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以游牧文明为主要特质的复合型文化,也就是草原文化。

吴团英:草原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文化形态之一。从草原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看,它几乎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重要发展阶段。从草原文化的传播范围、分布区域看,它遍布于世界很多地区。我们研究的草原文化是一种特指的草原文化,是指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由生息在这里的先民特别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和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研究表明,草原文化并非是单一、简单、甚或是“荒蛮”、“粗野”的文化,而是一种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特色鲜明的复合型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同是人类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伟大文化成果,同是我们必须继承、发扬的优秀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张久和:从文化构成上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游牧和农耕两大文化成为草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二者都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特点。史实证明,蒙古高原是多民族生息繁衍的所在,也是多种文化碰撞交汇的重要地区。战国以来,内蒙古高原上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移民文化、军事文化的历史发展演化,奠定了独具特色的内蒙古区域历史文化的基础,多元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使古代内蒙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也一直影响着内蒙古地区后来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呼日勒沙(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蒙古高原辽阔的温带草原,是古代北方民族游牧经济型文化的园地。在天然草场上逐水草而居的游猎、游牧经济形式发展到近现代,形成为东部、西部地区农业与牧业结合的半农半牧的复合型经济文化。我们按历史时期把草原文化划分为古代草原文化和近现代草原文化。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草原文化类型的划分,其标准和依据是有别的。首先是以民族和部落的分布特征为基础;第二是以民族和部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特征为依据;第三要兼顾历史因素和现实文化发展。

吴团英:需要指出的是,生发在这里的文化虽然形态各异,但都以草原为共同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为统一的草原文化。这种统一表现为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这些大的地域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它是一种民族文化(指少数民族文化)。虽然草原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但由于北方草原各民族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承继关系,因而,他们在文化上的传承、借鉴与融会,成为草原文化的主旋律。草原文化又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这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的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在保持和发扬古老文化传统的过程中,积极吸纳现代文化的一切有益因素,不断增强其现代性,与时代同步发展,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

张久和:草原文化是一种多元的复合型文化,其中主要包涵了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和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独特性和连续性。可以说,内蒙古高原地区草原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集合体。同时,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限制、影响和历史上的传统习惯,在内蒙古高原的不同地域内形成了具有不同内容和特色的历史文化。如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高山森林地带的渔猎文化、平原上的农耕文化等。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农耕文化等在形式和内容上均特色各异,显示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吴团英: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崇尚自然。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迄今为止唯一以不破坏生态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然”,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成为草原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结晶。二是践行自由。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环境,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的因子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熔铸在民族性格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方面。三是崇拜英雄。作为草原文化集大成者的蒙古族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崇尚英雄是蒙古族的传统。蒙古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蒙古族的,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成吉思汗被世界公认为“千年风云第一人”。草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象征英雄的文化。

额尔敦陶克套（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草原文化的整体性、伦理性、辩证性、意向性、实效性构成草原文化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它既包括了人们的常识性认识,又涵盖了较为深刻的理性认识。因此,从游牧民族的传统思想特征上看,他们在诸多领域内(政治、军事、生产、生活)不仅致力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而且十分注重实践活动的自觉性。换句话说,草原游牧民族通过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在理与法的规范中,进一步提高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和实践行为的自觉性。草原游牧文化中较为突出的那些善待自然、保护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法律条例和行为准则,正是这一实践理性的具体表现。

潘照东（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草原民族自古以来生活在亚洲北方草原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严峻,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风沙、烈日、冰雪、干旱,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一方面使草原民族养成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性格,另一方面又培育了草原民族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草原地区严峻的生态环境制约了文明的进步,使得草原文化在形成之初,便在发展程度上与中原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与先进民族、先进文化的交流中,草原民族产生了追赶先进的强烈愿望,并付诸奋发图强、百折不挠的行动。这种不甘落后、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草原文化精神,是支持草原文化保持自身特色并延续不断、世代相传的强大精神力量。

额尔敦陶克套:如果说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是游牧民族生态观之核心,那么人文精神则是草原民族传统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主线。在尊重客观规律和社会规范的基础上,探索人的本质力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展现人的生命价值,追求人的生活目标,这些内容是历代草原民族人文精神的终极目标,也是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范畴。这种人的主体性不仅表现为人的自我认识,还体现在草原游牧文化的独特个性上。

潘照东:总之,我认为草原文化核心精神具有四个基本要素,即不甘落后、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敢于拼搏、善于拼搏、志在必胜的精神;宽厚包含、团结协作、谋求共赢的精神;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

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基本精神凸现出深厚的现代文明意义

陈光林:我认为,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草原文化是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集中体现北方游牧民族性格和气质的草原文化,是现代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凝聚北方游牧民族智慧的草原文化,为现代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来源。例如,现代文明建设普遍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草原文化固有的先进生态理念彰显出新的生命力和价值,这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为不可多得的思想源泉。第二,草原文化是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中,草原文化所蕴含和揭示的生态文明意义是十分突出和显而易见的。在当今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的时代,草原文化在我国物质文明建设领域的作用也越来越凸现出来,为地区经济和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草原文化是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形式。在我国民族地区和广大少数民族之中普遍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借助民族的形式,使我国现代文明建设既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具有民族形式的多样化。我们有理由认为,草原文化必将以其独特的风格,为我国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一种重要形式。

毅松(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草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文化品性,多年来深受世人的关注和赞赏。草原文化要实现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实现与现代文明的双向融会,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打造草原文化品牌,赋予草原文化自然、雄浑、辽阔、神奇、委婉的品性以时代精神、时代风貌。草原文化是数千年来由草原上各民族创造的,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时又具有绿色生态、天然和谐的秉性,充满了生命力和创造力。着力打造草原品牌,首先要发掘草原文化的深厚底蕴,从可感知的、形象的文化层面入手,深入发掘凝结着千百年来草原民族的历史创造,揭示其中理性的、个性化的文化内涵。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灵魂,才能提升草原文化品牌价值。其次要构建草原文化的品牌群体。目前内蒙古的“伊利”、“蒙牛”、“鄂尔多斯”以及“乌兰牧骑”、“中国・内蒙古国际草原文化节”等,都已经成为知名品牌享誉海内外。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发挥内蒙古的经济文化资源优势,开拓创新,体现特色,打造更多的具有竞争力和魅力的草原文化品牌。

乌恩：说到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现代文明的意义,我想谈以下几点。第一,草原文化的注重生态的“天人和谐”思想,珍视环境、保护生态的思想,是草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立法强制保护、以宗教禁忌约束、通过游牧防止过度使用草场、用禁猎保护野生动物、将人类定位于大自然生物链中的一环、以最小的生态代价保证人类自身的繁衍,这些在草原民族中已成为理性的选择。第二,注重开放的兼容并蓄思想。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承认文化多元的合理性、积极学习和借鉴各民族先进文化,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在草原文化的发展史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不仅使草原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中,吸收了诸多的营养,充实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同时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中西文化沟通使者和纽带的重要作用,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三,自强不息的竞争意识。英雄崇拜是草原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仅蒙古族就有500余部英雄史诗流传至今。作为人格理想和价值目标,虽然不同时代草原民族的英雄主义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它所表现的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有助于培养人们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勇于拼搏的品格,弘扬战胜非正义势力的正气。第四,提倡民主的文化氛围。历史上,由于受游牧生产方式的影响,形成了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化氛围。从匈奴的左右贤王制度到蒙元时期的“忽里勒台”体制,从明清时期蒙古族的盟会到清初的满族八王议事,都带有议会制度的因素,重大事务(君主选举、法律制定、军事行动等)都是在协商中确定的。在现代蒙古族历史上的“独贵龙”运动以及民间的生产生活中(如围猎)都可以看到民主意识的展示。第五,以人为本的法制观念。草原民族十分注重法制建设,远在公元前的匈奴帝国就已制定了法律,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法律相比,草原民族的古代法律的共同特点是重警示而轻处罚。这种草原民族法制观念中珍惜生命、以人为本的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仍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陈光林:草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以合乎历史进步的积极姿态参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展示出自身具有的时代风貌和精神品质。草原文化以特有的方式吸纳现代文明的成果,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在与现代文明的融会中得到了延伸和升华。原有的形式具有了品牌价值,实现了文化功能的提升,展现了草原文化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载体的时代风貌及其现代文明意义。

草原文化研究应把握好全面系统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张国祚：对草原文化研究,我想提几点建议。第一,草原文化研究要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根本目标,继承优良传统,汲取思想睿智,弘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主义,净化社会风气,升华道德情操,维护团结统一,增强综合国力。第二,草原文化研究要坚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什么是文化?它同文明是什么关系?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宏观的,还是中观的,或是微观的?应该给出明确的界定,这是研究的前提。而这里所说的“草原”,是一种生态概念,还是一种区域概念,或是一种族群概念?也应该作出合理的说明,这是研究的基础。另外,任何地域、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既有其优长也有其局限,研究草原文化也应该是一种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的扬弃过程。至于说“草原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完全赞同。但是,当我们论及中华文化形成发展时,则不能仅限于这三种文化,还应包括西域文化、雪域高原文化等,这一点很重要。第三,草原文化研究应该扩充队伍、扩展研究。以蒙古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草原文化,曾经支撑起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封建大国,而这个封建大国曾经创造过史诗般的历史奇迹,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外交等方面曾给世界以巨大影响。因此,草原文化研究有丰富的史料可挖掘,有广阔的空间可拓展,似可进一步充实研究力量,开阔研究视野,作大研究工程。

连辑:草原文化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在中华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及作用。长期以来,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均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在中华文明中的主流地位已经被确定,但对草原文化的研究却不够全面、系统、深入。草原文化丰富的内涵、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还没有被很好地揭示,应有的地位尚未被广泛认同。因而,要认真研究草原文化,要通过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确立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

罗新:应当站在新的立场上来解读草原的历史。这个立场就是草原自己的立场。草原的历史并不是任何其他地区、其他文化和其他政治体的历史的附庸,它为自己而存在,也因为自己而获得价值和意义。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草原与外界、特别是与农耕地区和国家的种种联系对草原社会的重要性,但草原首先是草原社会的草原,草原的历史首先是草原人民的历史,这个基本立场必须明确。立场的转变,一定会推动研究方法的变化,从而会拓开新的民族史视野。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对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的重视,就是希望由此获得对草原历史的新认识,从而也促进我们对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整个东部亚洲历史的深入了解。

胡匡敬:我们组织研究草原文化,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繁荣发展草原文化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研究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要按照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精神,特别是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审慎处理好各种问题,保证草原文化研究健康、顺利地进行。

王小甫:对草原文化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概念、综论性的介绍水平上,必须要选择一些具体问题进行重点研究,以取得学术突破。

胡匡敬:进一步扩大研究队伍,加强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各文化体系研究学者之间的沟通、讨论。草原文化研究涉及到许多学科,也要和各种文化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并借鉴其研究方法。因此,我们将尽可能地动员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开展学术争鸣,合作攻关,以利于早出成果,出好成果。

朱佳木:如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对草原文化的研究也必然是一个不断拓展、不断深化、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这一课题研究成果持续积累,我们对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认识一定会更加丰富、更加全面、更加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