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我非常
一、从渔村走进音乐的殿堂
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6月13日出生于澳门。父亲冼喜泰曾做过水手,后以捕鱼为生。冼星海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黄苏英寄居在外祖父家。1911年,外祖父逝世,母亲带着他去了新加坡,靠做佣工谋生,并供他读书。对母亲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冼星海铭记在心,永生不忘。后来,他根据母亲口述的词,谱写了歌曲《顶硬上》,献给母亲,表达自己对母亲一生坚韧顽强的生活态度的歌颂。从10岁开始,他先后在英国人办的学校学英语,在华侨办的学校读书,并接受了最初的音乐教育。1918年,他到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后升入大学预科,前后半工半读六年。他酷爱音乐,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音乐,参加学校乐队活动,演奏小提琴和单簧管,担任过指挥,享有“南国箫手”的美誉。1925年他只身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同时在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兼任图书管理工作。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后来,他参加了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29年7月,冼星海发表了《普遍的音乐》一文,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学音乐的人”要“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因此,他号召学习音乐的人要“好好地用功”,要“做普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做一个真伟大的人,不是做一个像伟大的人”。“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
1929年夏,冼星海因参加学潮而被迫退学。当年冬天,他启程前往异国求学,靠朋友的帮助和在船上做苦工,于1930年春到达法国,实现了到巴黎学习音乐的愿望。
二、艰辛的异国求学之路
在巴黎的最初几年,冼星海主要靠在餐厅等处做杂役维持生活。经马思聪介绍,他曾随巴黎歌剧院乐队首席奥别多菲尔学习小提琴。这位小提琴家得知冼星海靠做小工维持生活,便不收他的学费。接着,冼星海又向巴黎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加隆学习作曲理论。加隆教授了解到他生活贫困时,也不收他的学费。
对在巴黎求学时的贫困生活情况,他自己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只能在忙里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提琴、看看谱、练习写曲。但是时间都不能固定,除了上课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想法去上课外,有时在晚上能够在厨房里学习提琴就好了,最糟的有时一早五点钟起来,直做到晚上十二点钟。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弄得很累,回来又一直做到晚上九点钟,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因为晕眩连人带菜都摔倒,挨了一顿骂之后,第二天就被开除了……我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困难问题都遇到过。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坚持不住,在街上软瘫下来了……有过好几天,饿得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着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来。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只好把讨到的钱给他,否则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其实,如不是为了学习,倒是个活路)。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
……我忍受生活的折磨,对于学音乐虽不灰心,但有时也感到迷惘和不乐。幸而教师们帮助我,鼓励我……在困苦的生活的时日,祖国的消息和对祖国的怀念也催迫着我努力。
……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里不禁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我起了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思念。
在这样痛苦生活的煎熬中,冼星海却成功地创作了《风》。这首乐曲得到了他的老师们的赞誉。由于他的作品和别人的介绍,冼星海结识了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并考入巴黎音乐学院杜卡的高级作曲班。当时在那里学习音乐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他考取了这个高级作曲班,并获得了荣誉奖。学校要给他物质奖励,问他要什么,他的回答是:“要饭票。”于是,学校送给他一叠饭票。
1935年5月杜卡教授突然病逝,冼星海不得不结束在高级作曲班的学习,加上他也急于回国,便在友人帮助下搭乘免费货船回国。在法国的五年学习生活,冼星海深入学习了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技法,丰富了音乐修养,开阔了艺术视野。
三、回到民族危机深重的祖国
1935年秋冼星海回到上海。开始,他主要靠教小提琴维持生计,其间为电影《时势英雄》写了插曲《运动会歌》,这是他回国后创作的第一首作品。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正把侵略的战火燃向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1936年,他参加了孙师毅和吕骥发起组织的“词曲作者联谊会”等进步组织。他要让他的“音乐创作充满着各种被压迫的同胞的呼声”,用他的音乐做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我们要抵抗》等救亡歌曲,其中,《战歌》、《救国进行曲》和《运动会歌》被百代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由于这些歌曲的销售量创造了该公司的纪录,他还被百代唱片公司聘请担任配音和作曲,开始成为一名职业作曲家。然而不久,《战歌》的唱片和母版被当局没收销毁,他便辞职离开百代公司,仅靠给电影写些歌曲为生,义务给领导救亡歌曲运动的干部教作曲和指挥,到进步歌咏组织教唱。不久,新华影片公司聘请他去担任音乐部门的负责人。这个时期,他写下了不少救亡歌曲和进步的电影音乐,如《救国军歌》、《夜半歌声》、《热血》、《青年进行曲》等,这些歌曲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得到了进步文化界的赞扬。
后来,他又从新华影片公司辞职,但仍在上海进步文化界、音乐界里,从事配曲、教唱等工作。冼星海对教育和公益事业也非常热心。他得知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郊区为贫苦孩子办了“山海工学团”,便定期去该团做辅导,教唱救亡歌曲。
他在评价自己在上海这段音乐创作活动时说:“我的作品那时已经找到一条路,吸收被压迫人们的感情。”
四、奔赴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第一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冼星海参加了洪深领导的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到苏州、南京、洛阳等地进行救亡文艺宣传工作,最后来到当时的抗日救亡文宣工作中心武汉。在武汉,他与张曙等组织起几十个歌咏队,举办了许多歌咏大会,组织歌咏大游行,深入到学校、农村、厂矿、部队去推广、辅导群众歌咏,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救亡歌咏运动。这个时期,他工作和创作的热情很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到达武汉前,为了深入生活,他来到汉冶萍煤铁厂,在矿厂里住了好几天,教工人们大合唱,与他们共同生活劳动。他还下到煤矿井的底层,与矿工们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和思想状况。他感触至深,创作了歌曲《起重匠》。
在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冼星海更坚定了走救亡音乐道路的信念。这时,他创作了《保卫卢沟桥》、《保卫武汉》、《到敌人后方去》等不同形式的抗战救亡歌曲。
冼星海虽然比聂耳年长七岁,但他十分敬佩聂耳,充分肯定聂耳等人所开创的革命音乐道路的重要意义,并给以高度的评价,称聂耳为“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他继承并发展了聂耳开创的救亡音乐的道路。
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对救亡文宣工作的种种制约,使他的音乐创作和群众歌咏活动越来越困难,他萌发了离开武汉的念头。这时他经常见到“抗大”、“陕公”的招生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他们非常刻苦、有朝气、有热情,使他深受感染。他开始意识到:“中国现在成了两个世界,一个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正当他注意打听延安情况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给他的聘书。不久,鲁迅艺术学院又给他来了两次电报,这样,他就决定去延安。
五、走进抗战救亡的新天地
冼星海于1938年11月到达延安。最初,他住在当时条件最好的西北旅社。没过几天,日本飞机突然来轰炸,他刚走出房门,炸弹就从天上掉了下来,他赶忙卧倒,炸弹便在他面前炸响。他幸运地躲过了这次劫难,亲身感受到了日寇的残暴。
冼星海受聘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并于1939年5月担任该系主任,还兼任延安女子大学的音乐教授,讲授“自由作曲”等课程。1939年6月冼星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教学中,他十分重视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和研究。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一次晚间上课,讲到深夜,本该休息了,但学员们听得很入神,毫无倦意,要求他继续讲下去,于是他一直讲到天亮。由于他热情诚恳,找他请教和修改作业的学生众多,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常去拜访请教,而他总是有求必应。李焕之、李凌等都曾受教于他。冼星海十分热心群众的音乐文化生活,延安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都留下了他辛勤奔走的足迹。
最近,为详细了解冼星海的一些生平事迹,当我会晤或派助手拜访一些了解冼星海的老同志时,他们都对冼星海的为人称道不已,有人说到动情处竟至潸然泪下。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冼星海为人的亲和力。
当时延安的音乐教学设施和条件很差,仅有的一架钢琴,后来被日本飞机给炸了,少数几把小提琴还是个人带来的,其他就是一些民族乐器。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思想风貌、斗争意志,丰富的民间音乐素材,却激发起冼星海高涨的创作热情。在这里,他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声乐套曲,还创作了《反攻》等歌曲,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六、赴苏执行任务竟成了与祖国的永别
为完成延安电影团摄制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和配乐工作,冼星海受中共中央委托,1940年5月与电影导演袁牧之等一起,前往苏联莫斯科。在苏联期间,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因在中蒙边境受阻,被迫折返乌兰巴托,在当地的中国工人俱乐部教授音乐。1942年底,冼星海返回苏联的中亚地区,先后在阿拉木图、塔什干、库斯坦奈等地停留。在那里,他同苏联的音乐工作者们结识,并协助建立库斯坦奈的音乐馆。
在蒙古和苏联的五年间,他不顾疾病缠身和战时的艰苦生活,坚持创作,不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交响伴奏总谱,还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的创作,并写下了《神圣之战交响乐》等四部管弦乐组曲以及许多声乐和器乐作品。1945年,他因病重被送到莫斯科治疗,在病榻上还完成了管弦乐作品《中国狂想曲》。冼星海的交响音乐作品,在他生前都未能付诸演奏,无法根据实际演奏效果修改定稿,这些已成了永远的遗憾。然而,从这些作品的手稿中我们仍可以看出,他在运用交响音乐形式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斗争,在探索交响音乐的民族化、群众化,以及在运用民族风格的音乐主题、结构形式和打击乐器等方面,都作了许多可贵的、大胆的尝试。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当年11月14日在延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挽幛:“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七、救亡音乐的丰碑,时代精神的强音
冼星海是一位罕见的多产而富有创造性的作曲家,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救亡音乐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人之一。
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乐曲,可由于战乱,大多已散失,现存只有200余首。在他的音乐作品中,有表现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的战斗性的进行曲形式的作品,如《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有具体展示同敌人战斗的场景,将抒情性、描绘性与鼓励性融于一体的作品,如《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和《反攻》等;有反映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的作品,如《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等;有为战斗中的妇女、儿童写的歌曲,如《做棉衣》、《战时催眠曲》、《三八妇女节歌》等;有以抒情手法创作的优秀电影歌曲,如《夜半歌声》、《莫提起》、《热血》等。
冼星海善于运用独唱、合唱、说唱等多种多样的歌曲表演形式,特别是在群众歌曲中广泛运用的二部合唱的形式,进行音乐创作。这在当时的抗战歌咏中具有创新的意义,并具有广泛的影响。冼星海在器乐创作中把重大的题材、深刻的思想性与鲜明的标题性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交响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冼星海在音乐创作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开创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大合唱套曲创作。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等四部大合唱,在题材内容的现实性、表现形式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方面是相同的,但根据不同的题材和内容,又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法,使每一部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尤其是《黄河大合唱》，是大合唱创作的成功典范。
八、《黄河大合唱》的震撼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杰出的代表作。他很早就有一个宏愿:用音乐表现中华民族的苦难、挣扎和奋斗,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和最终取得胜利的信心。《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正是作曲家孕育已久的创作冲动的必然结果。
1938年10月,诗人光未然首次乘木船渡过黄河,奔赴山西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当他见到黄河的惊涛骇浪,壶口瀑布的壮观景象,不禁被这大自然的奇观惊呆了。万山丛中游击健儿的抗敌英姿,更强烈地震撼着诗人的心弦。在这些震撼的感召下,1939年初,诗人开始酝酿创作一部长篇朗诵诗。不久,光未然因行军时不慎摔伤,回延安住院治疗。冼星海与他在上海时就认识,得知消息后前去看望。见面后光未然谈起创作朗诵诗的构想,冼星海听后十分兴奋,希望他把它写成歌词。稍后,光未然再也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躺在病床上,一连五天口述了400多行诗句,经人协助笔录,终于完成了《黄河吟》,这也就是后来《黄河大合唱》的歌词。
1939年春的一天,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在延安的一个宽大的窑洞里举行晚会,光未然和冼星海都应邀参加。光未然带病一气呵成地朗诵了自己的这部新作。冼星海听完朗诵后,一把将诗稿抓在手里,激动不已地说:“这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史诗。我要把它写成一部代表中华民族伟大气魄的大合唱。这将是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冼星海于3月26日开始了大合唱的创作,到3月31日,《黄河大合唱》的八首歌曲就完成了,仅用了六天时间!这虽然还只是歌曲旋律的初稿,但已为这部巨作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冼星海不愧为是作曲大师!
在钦佩冼星海的才华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他为创作这部作品付出的艰辛劳动。实际上,在拿到歌词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不仅为收集创作素材作了细致的调查,而且为写作大型作品进行了先期的“练笔”――完成了第一部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的创作和排练演出。他还多次要求人们讲述渡黄河的情景和感受,对很多细节都再三追问。他还去学唱船工号子,后来用到了《黄河船夫曲》中。在创作期间,他经受了疾病的困扰和夜以继日的辛劳。为了尽善尽美,他支撑着病痛之身反复推敲,每写出一章,就请人试唱,再做修改,仅《黄河颂》就改了三次。
《黄河大合唱》创作完成后,在冼星海的帮助和辅导下,经过十余天的排练,于1939年4月13日首演,由抗敌演剧队第三队演唱,邬析零指挥。紧接着,从4月25日起,冼星海又连续十次亲自指挥“鲁艺”的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合唱队员从开始的60多人,陆续增加到100多人。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上,冼星海指挥100余人的鲁艺合唱团,成功地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人都站起来热烈鼓掌,感动地连声说“好”。以后,延安凡遇到重大的晚会,《黄河大合唱》都是主要节目。1939年7月8日,周恩来听了《黄河大合唱》后也给予高度评价,并赞誉冼星海“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黄河大合唱》以其高度完美统一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不仅受到延安军民广泛的赞扬和欢迎,并迅速传播到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各个战区,进而蜚声海外。1940年,刘良模把《黄河大合唱》的乐谱带到了美国,1943年普林斯顿大学合唱团用英文首次在美国演唱。从此,《黄河大合唱》逐渐在美国、加拿大、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广泛演唱,成为我国最早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的音乐作品。
1941年春天,冼星海在莫斯科对《黄河大合唱》的简谱版进行修订,定名为“交响大合唱《黄河》”。这次修订,在原来八个乐章的基础上,加写了整部大合唱的序曲,加写了说白和各乐章之间的音乐,重新编配了以交响乐队伴奏的合唱总谱。由于冼星海当时远离祖国,生活动荡,总谱完成后没有机会试奏和修改,还有不尽完善之处。1955年,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厅举行的“冼星海逝世10周年”音乐会上,《黄河大合唱》第一次被搬上了苏联舞台,由全苏广播交响乐团演出,用俄语演唱。1956年,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厅,指挥俄罗斯合唱团和莫斯科爱乐交响乐团,用俄语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雄壮而激奋,深刻地反映了抗战时期的时代、生活和群众的革命精神,成为时代的强音、民族的心声,震撼着神州大地,鼓舞着中国人民奋勇抗敌,夺取抗战的胜利。《黄河大合唱》的成功之处,在于文学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融声乐、器乐、文学于一体。就合唱而言,给人以音乐与文学“协奏”的感受;歌词与音乐意境高远,形式灵活多样,富于歌唱性和音乐性;贴近劳苦大众,雅俗共赏,富于普及性;注意用情节、戏剧性渲染刻画人物;从艺术借鉴上看,它还带有西方“康塔塔”的成份。全曲由八首歌曲组成,既各成章节,又浑然一体。《黄河大合唱》是一部高度概括抗日战争年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里程碑式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是我国音乐史上不朽的传世名作,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看来,《黄河大合唱》产生的震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相比拟。
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不久前,中国爱乐乐团指挥余隆告诉我,2005年2月23日至4月1日,他们到欧美七个国家的22个城市巡回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仍然是震撼西方乐坛的作品。他在描述在美国林肯艺术中心演出这部作品的情景时说:“《黄河》时而翻卷澎湃,时而深沉低回,时而轻舒徐缓。在20分钟的演奏过程中,我与全体演员始终噙着眼泪,年轻钢琴家郎朗的真诚泪水也与亲切的琴声一起,感动着台下的听众。美国听众和中国艺术家的情绪完全沟通融汇,人人热泪盈眶……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这个享誉全球的文化殿堂,最让我感慨和难忘的,不是乐团对古典名作的独到诠释所引来的全场欢呼,而是加演钢琴协奏曲《黄河》带来的巨大震撼。加演一曲整整20分钟的大作,是音乐会中的罕见之举!”我想,爱乐乐团这样安排,是因为这部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写照!
九、音乐理论的贡献
冼星海发表过20余篇音乐论文,就如何发展中国新音乐、中国新音乐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从他的这些见解和实践中可以看出:在他的创作动机中,最根本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无比热爱,这也是体现在他作品中的最突出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观念。冼星海深深感受到祖国的危亡、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他常常这样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他想用自己的作品来唤醒被侵略、被压迫、被奴役着的人民,使他们争取独立、解放和自由。他特别强调新兴音乐中的救亡歌曲对抗战的作用,认为救亡歌曲是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强音,人民的心声,合乎人民审美需要的战斗号角。
冼星海的音乐美学思想十分丰富,音乐创作技巧形式多样。他曾说过:“许久以前,我就立意以民间音乐做基础,参考西洋音乐进步成果,创造一个新的中国音乐形式……我还坚持这样的作风,这就是吸收欧美进步技巧,利用中国固有喜见乐闻的旋律,用简单和声配以中国和西洋乐器,尤其多用打击乐器,使作品本身成为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统一艺术。”“现在作曲家表现了三种不同的姿态:第一种,死硬地模仿着西洋音乐;第二种则顽强地固执着中国音乐作法;第三种是尽力想使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作适当的结合。我非常赞成最后那一种。”他运用在国外学习到的作曲理论和技法,进行具有中国民族音乐特点的音乐创作,形成了自己的音乐创作特色和风格。他力图用新音乐把中西音乐的精华凝聚在一起,一方面强调艺术的真实,另一方面强调与真、善相结合而产生的艺术美,在艺术实践中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把中国音乐提高到“国际乐坛地位”,使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屹立在世界音乐文化之林。
冼星海始终强调“普遍的音乐”,强调音乐的艺术性、思想性与群众性的结合,强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他说:“在抗战期间,不容许我们有自我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作曲者应该大量产生抗战的歌曲,增强抗战的情绪。”他毕生致力于音乐的推广和普及,尤其致力于推动群众歌咏。这不仅出于当时救亡的需要,也是因为群众歌咏对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他想用音乐艺术来提高国民素质。他的这些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不仅过去起过重要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在,人们都呼唤和期待着中国音乐早日在世界乐坛获得应有的地位,那么,冼星海提出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是否正是走向这一目标的方向呢?
最后,我还有一个愿望。冼星海生活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一生颠沛流离,这使他的很多音乐作品都散佚失传,他的很多生平事迹也有待进一步梳理清楚。我们纪念冼星海,还需要深化对冼星海的研究,发掘和收集他的音乐作品,使他尽可能完整地伫立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宝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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