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抗战老文化战士了解到，孤岛时期著名的复社最初成立是为了两件特殊的事。
先讲第一件事。
上海沦陷后，一大批爱国知识界人士始终坚持战斗。当时，王任叔在《保卫大上海与伟大的民族个性的创造》一文中写道“为了战略，为了长期抗战的最后的胜利，拿着机关枪、大炮、步枪的中国士兵，
1937年底，胡愈之偶然在美国记者斯诺的住处看到《Red star over China》,这是伦敦戈兰茨公司寄给斯诺的样书。斯诺告诉他，此书原名是《Red star in China》,排字工人将in错排为over，斯诺觉得错得好，英文版正式书名就将错就错，译成中文是《红星照耀中国》。胡愈之向斯诺借了这本真实记录延安见闻的通讯集，内容太吸引人了。他一读完，就在座谈会上介绍给朋友们。他说，国民党封锁苏区，污蔑共产党，使大众不了解苏区、红军。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如果这本书能在上海出版，可以让民众了解真正的共产党。
但最大的难题是出版。这种红色书籍，没有哪家出版社敢出。大家一商量，还是自己办个出版社，复社就这样成立了。社址设在胡愈之家里，成员还有郑振铎、许广平、张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10多人，张宗麟任总经理。为了抢时间，他们把书拆开，十一二个人同时翻译。全书30万字，不到一个月翻译完毕。书译完了，出版社也有了，可是还没有印书的经费，怎么办？他们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复社成员每人捐几十元;再就是向读者发预约券。书定价2.5元，如果用预约券买，只需1元。沦陷后，商务印书馆迁走了。很多印刷工人失业，胡愈之找到熟悉的工人帮忙。在艰难的环境中，不到两个月，完成了翻译、印刷、出版全部工序。中文版还增加了大量英文版没有的照片。
斯诺说，从字面上说，这本书是我写的，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是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的，很快就发行了五版。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西行漫记》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个大事件”，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为了掩护，中文版书名为《西行漫记》。1938年3月第一版印了2000册，很快售空。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第四版。仅几个月就轰动海内外，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不少进步青年读了这本书，向往延安的自由民主。23岁的华君武就是其中一个。那时他在上海的银行里做小职员，也听到过诬蔑共产党的谣言，后来看了《西行漫记》才恍然大悟。他说，“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1938年夏天，他瞒着母亲，只身投奔延安。
胡愈之（新中国建立之初担任《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说，斯诺几十年前写的这本书，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通俗读物。此书翻译成近20种文字，在全球有亿万读者。
再讲第二件事。
在抗日文化运动中，《鲁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民族危亡的关头，人们迫切需要精神食粮。鲁迅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文化界进步人士中享有极高的声望。郭沫若当年在《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一文中说“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目前的浴血抗战，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而这精神在鲁迅著作中是磅礴着的。”蔡元培、宋庆龄发起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在编印启事中说出版《鲁迅全集》目的在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争取光明。
胡愈之、许广平、郑振铎等人共同筹划由复社来出版。印书资金是个大问题，把《西行漫记》的盈余贴上也远远不够。因为鲁迅深受爱戴，又有茅盾、巴金、沈君儒、陶行之的热心号召，收到来自内地、南洋、美国的很多定金。
那时，上海很多印刷工人敬仰鲁迅，虽然大批工人失业，生活困苦，可一听说出版《鲁迅全集》，他们都很有热情，主动降低收费。百数十名学者文人和工友共同努力，1938年6月15日，在禁出红色书籍的孤岛，仅4个月，600万字、20卷的《鲁迅全集》就出了甲乙丙3种版本，甲种纪念本是布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乙种本是红布烫金。文汇报的编者这样写道“抗战爆发，对于鲁迅先生，谁都有更深切的悼念。原是那一支正义的锐利的笔，要是今日还健在，至少也可以胜过数十万雄狮的力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