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戴小华会长，来大陆访问结束后，经北京回大马。就在首都机场等候办理登机手续时，从杂志上看到一篇我的散文《精卫的震撼》，竟像我一样也被精卫所“震撼”，随即改签机票，登车到了天津火车站，仔细欣赏了天津站大厅的近600平方米的穹顶油画《精卫填海》。然后，她又找到我，兴致很高地打问赋
秦征先生195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马克西莫夫油画班，其毕业作《家》引起画坛轰动，被选送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美术作品展，一时好评如潮。但是，其创作的突出反招来厄运，随之被打成“右派分子”，一直“改造”了20年，“文革”之后才重登画坛。曾出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常务书记，现任天津美术家协会主席、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秦公的故事很多，眼下正值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抗日胜利60周年，给读者讲一个他过去的小故事：
1937年7月，秦征考取了河北保定育德中学，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喘息未定，骤然晴空霹雳，传来日寇进攻卢沟桥的隆隆炮声。13岁的少年激愤难挨，和几个同学一商量，便投奔了抗日部队。
秦征成了一名“小八路”，却顿时觉得自己长大了。但是，参军后并未立即赶上战斗，不能真刀真枪地跟日本鬼子干一仗，心里有股火憋闷得难受，似要爆炸开来。一天，他灵机一动，便找到白灰、锅烟、红土，外加一罐水，当即在大街的土墙上，用刷子和布团绘制了一幅壁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不料，此画竟成了军民高涨的抗日情绪的燃点，人们在画前宣誓，部队在画前出发……就是这幅画，也彻底改变了秦征的人生轨迹。自那以后，部队每到新的驻地，凡写标语、绘壁画、制作宣传材料之类的任务，总是指派他去完成。
他也总能多姿多彩、花样翻新地完成任务，这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他潜质里的绘画天赋，遂和绘画结下不解之缘。他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学习和摸索的状态中，向战争学习，向生活学习，向环境学习，向一切所能遇到的能者学习，其中有民间艺人也有绘画专家。学以致用，举一反三，战争逼着他早熟早悟，大省大悟。
1940年“百团大战”前夕，秦征结识了刚刚从延安来到华北抗日前线的老木刻家沃渣，很快就用钻头和钢条自制了一把木刻刀。待战斗打响后，他目睹了平山妇女担架队冒雨强渡滹沱河的惊险场面，女队长打摆子发着高烧，却背起伤员率先踏进湍急的河流……
当夜，他就作了《妇女担架队长》的木刻，发表在第二天的《支前战报》上。一时间竟对当地的青年妇女产生了想像不到的影响，各村庄接二连三地组织起青年妇女救护组、军鞋组和支前担架队。那个年代，人们同仇敌忾，随时处于燃烧或准备燃烧的状态。一幅画、一首诗、一曲歌，都足以激发出令人难以想像的热情和力量，因此，艺术作品就能得天独厚地直接转化为战斗力。
那一年，秦征只有16岁。而那幅木刻，也成了那个年代的美术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之后，他的画笔和刻刀，像指向敌阵的枪口一样进入喷射状态。除去行军打仗，他连吃饭和睡觉都要服从于创作，在土产毛头纸上、在木板上、在墙上、在队伍经过的大道边……他燃烧着自己，也燃烧着所有见到他作品的战士和百姓。有些作品能发表在报刊上，就流传得更广，被其他部队的战报所转载，遂得以保存下来。
后来变得非常著名的作品有：《夏锄》、《军民秋收》、《号角》、《上前线去》……至今看来，这些作品仍然具有奇异的艺术冲击力，给人的感觉是新奇，而不是陈旧，看着它能灼你的眼，烫你的心。
1943年初冬，秦征受命参加了一个文艺小分队，每天都要行军百八十里，穿行于敌占区，宣传群众、动员群众，配合大部队的冬季反扫荡。这支小分队的队长是边区群众剧社社长王雪波，队员有5个人：封立三、张利民跟队长一起演一出小话剧《苦肉计》；颜品祥和王莘（后来创作了《歌唱祖国》）负责作词编曲，现场教唱；秦征的节目压大轴，名曰“唱画”――其实就像“拉洋片”，在糊窗户纸上作画，用黑墨勾出线条，点染红、黄、蓝三原色，远看十分醒目。用两根荆条棍一夹，他往台中央一架，敲锣打鼓，连说带唱：
哎――乡亲们来看这头一篇，日本鬼子扫荡进了太行山，人困马乏缺粮又断水，两眼发黑嗓子要冒烟，耳听得山泉叮咚叮咚响，忽啦啦抢水挤成一团，轰隆隆、轰隆隆，踩响了地雷连环阵，东洋兵血肉横飞就上了西天！
一幅画就是一个故事，通俗好懂，朗朗上口。秦征连比划带说，说到兴致上来还可以唱上两口，总能博得阵阵笑声和掌声。
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第二个画家，曾天天办这样的“画展”？秦征在唱画说画的过程中，加深了对绘画的理解，也包括对战争和人的理解。（下面4幅皆为秦征当年的作品）
上前线去（一九四五年）
号角（一九四四年）
军民秋收(1943年)
妇女担架队长(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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