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经济学博士，1969年生于武汉，在华中科技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中央财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
记者: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是历史性的,标志着中国在迈向真正有弹性和可浮动的汇率制度方面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什么评价会如此高?
巴曙松:1994年,我国实现了汇率并轨,实行了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主动收窄汇率浮动区间,虽然仍然保留“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实际上演变为盯住美元的“准固定汇率”,这是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性措施。这种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有不少好处,例如有利于外商投资和外贸活动的成本收益计算,有利于维持公众的信心,在金融危机时期,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对于亚洲经济的迅速恢复稳定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这种汇率制度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人民币跟随美元被动贬值时期。几年多的时间,我们的外汇储备增长了3000多亿美元,相应地投放基础货币的压力相当大,这对于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各国的经验也证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往往不能对经济失衡及时进行调整,使得矛盾不断积累,往往是最后通过货币危机的形式,对经济的失衡进行纠正。
中国的汇率改革,一直是立足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进行的,不管是否有外在的压力,我们的汇率改革都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这个逻辑是:没有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承担汇率波动的能力会比较低;没有国有银行的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外汇市场的发展,哪里会有一个相对健康的金融市场?所以,恢复有管理的浮动是中国政府汇率制度的既定方针,关键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实现这一方针。央行宣布人民币升值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正表明我们回归到1994年承诺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下,从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显得更为灵活,标志着中国在迈向真正有弹性和可浮动的汇率制度方面走出了关键性的历史一步,适应了国际货币金融多元化的趋势,体现了中国对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把握。
记者:现在我国对汇率制度改革的条件成熟吗?
巴曙松:应该说现在中国推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一直以来我们在进行国有银行的改革、利率市场化和外汇市场的准备,这几个条件具备之后,就基本具备了升值和浮动的条件。银行体系如果不健康,汇率稍微波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能就会受不了。这就是为什么在2004年国有银行改革开始全面推进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案就开始着手研究的原因之一。2005年中国汇率政策的焦点开始转向国际收支的均衡调节。这意味着,在人民币的汇率政策和外汇管理方面不仅仅强调汇率水平,更强调影响汇率决定的上游因素――国际收支,包括进出口活动、资本流动、非贸易等等。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中国更多地考虑通过汇率的主动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内部与外部均衡,控制外汇汇率风险。
从宏观的方面讲,我们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升阶段;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经济自主增长的机制在增强;经济增长的潜力比较大。另外,美元处于升息周期,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减缓冲击的压力;国内宽松的货币环境为货币升值做好了货币准备;整个金融微观重组的力度非常大,例如证券公司的风险处置、农村信用社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也是为汇率制度改革所做的准备。
记者:从宏观上应怎样利用好此次汇率制度改革的机遇?
巴曙松:近年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扩大,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2005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7110亿美元。今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迅速扩大,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国际比较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持续的顺差,持续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就和出现了持续的逆差一样,都有负作用,特别是顺差过大,恢复平衡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此次2%的升值幅度的确定,实际上主要考虑的是中国的贸易顺差总体规模以及特定的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以及企业的适应能力。2004年我国商品贸易和服务项目顺差是32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不到2%,加上考虑到中国的出口弹性和进口弹性,从总量上来看,2%的升值幅度基本上可以促成实现商品贸易和服务项目的大体平衡。
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有利于实现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优化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有利于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效果;有利于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记者:那么,企业、金融机构和广大群众怎样对待人民币升值和汇率制度的改革带来的影响?
巴曙松: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对企业的影响有所不同:对要引进技术、设备、进口原材料、元器件的企业是有利的,在当前国际石油、矿产品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可以降低企业进口成本。但对出口企业、生产国外同类产品的企业以及一些竞争力比较弱的行业和企业,在短期内也会对产生调整的压力,企业要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和结构调整,注意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和开展技术改造的方式来挖掘潜力,尽快掌握各种外汇避险工具和手段,增强自身适应汇率浮动和应对汇率变动的能力。
这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加快外汇市场发展和相关金融产品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们的外汇市场效率比较低,交易品种比较单一。要形成高效的外汇市场,必然要从有形的外汇市场转向无形的外汇市场。下一步还要推出更为丰富的、灵活的远期外汇交易、期货期权等交易品种,以及货币经纪公司等市场制度,因此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中国可以说将要进入一个货币市场创新的密集期。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人民币升值之后,外国农产品显得相对便宜,这对农民收入可能形成冲击,应加大农业补贴的力度。从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看,适当上调人民币汇率水平,以美元计价的我国GDP、人均GDP相应上升,我国人民持有的财富相应升值。适当上调人民币汇率水平,进口消费品价格降低,国内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将会有所增强,境外旅游会比以前便宜,总体上会提高国内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