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要求很简单，只不过是吃饱穿暖。但当这样的要求获得满足之后，人们许多新的要求立即涌现出来，甚至出现了一些不满情绪。这个现象表明，一个问题解决之后，问题并不是被彻底消灭了，而是随之而来有更多问题出现。温饱问题解决了，随之出现的新问题更多了，而且不再像原来的问题那样单纯。这样解决
为什么在社会发展中会有问题的“倍数效应”？这是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所有的进化中低级的阶段问题都相对少而简单，越是高级阶段问题越多且复杂。具体说，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人的需要不断获得满足的过程，低层次、简单的需要获得满足之后，高层次的更为复杂、多样的需要就必定会随之提上日程。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等几个方面；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人的需要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层级划分，分为基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等。事实上，人的需要无论用何种方法都可以分为若干层次，而且是沿着从物质需要到精神需要展开的，越是高层次需要中，精神的成分就越大。物质需要的满足可以简单地用生活资料的品质和数量来衡量和实现，而精神需要在现实生活中越是展开，就越是显示出同物质需要不同甚至相反的特点：多样性，如归属、舒适、审美、自尊、自由等；模糊性，无法用确定的物质的尺度来衡量；矛盾性，如既要求秩序又要求自由。这和物质需要的单纯性、确定性、统一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倍数效应”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在发展中一个低层次的问题解决以后，会加倍地出现高层次的问题；第二，每一个高层次问题，都会比低层次的问题复杂许多倍。从“倍数效应”的角度来分析，可以说当我们基本解决温饱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当我们在为解决了以往的问题而高兴的时候，社会的管理机构又会被众多的复杂问题所包围。不只是社会，其实企业和其他各种组织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世界上一些地区在贫穷的时候还能够稳定，反倒在发展中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社会在“倍数效应”的作用下，政府的应对方式赶不上问题的出现速度和数量。因此，研究“倍数效应”无论对于一个执政党还是政府，都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倍数效应”，就无法认识社会发展中问题的变化，无法认识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变化速度和解决的难度，就难以适应这个变化着的时代。“倍数效应”是社会发展和“升级”过程中问题出现的一种规律，认识这一规律对于理解和管理社会有如下几个启示：
第一，无论是政府还是组织的管理者，都应该在解决一个较为简单的问题时，有面对更多、更为复杂问题的思想准备，有相应的战略观念和预见，提前分析社会或组织会出现什么新的要求，形成相应的策略和预案，从而不会因为人们某些新的精神需要的加强无所适从，因缺乏相应的意识和准备而陷于被动。第二，人们的需要复杂化了，我们的社会目标也必须随之多样化，追求多样化的和谐。因此，要随之改变工作中目标单一化的倾向，在多目标中实现统筹兼顾。为此，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学会系统思维、综合思维，转变思维方式。第三，随着人们精神需要的大量增加，对人的人格和权利的尊重成为了对社会管理、组织管理的一个基本的要求，而对人格和权利的不尊重，很容易会成为诸多矛盾的焦点。因此，社会和组织的管理者，应该如党中央所强调的“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精神需求，尊重人、关心人，要有平等的意识、民主的作风、灵活的方法，避免命令式、简单化。第四，社会问题出现，容易造成一些法律制度、道德的空白，致使人们困惑、茫然。因此，对于社会即将出现的问题，在及时、准确地预见的基础上，应该及早甚至超前进行法律制度、道德上的建设，进行机构配置，积极主动地管理。第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必须随之升级，而且必须尽可能提前升级，否则就会因管理者素质能力跟不上问题变化而出现管理的混乱。在管理者素质和能力提高过程中，应该特别重视理念的转变，用新理念来统领知识和技能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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