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也是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一方面，中国抗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企图，废除了国际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中国自此成为一个主权
抗战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
考察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不能仅就抗日战争谈抗日战争，需要从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来考察。先后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屡次败北，中国被迫接受西方殖民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这时的中国有两个不利条件：一个是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度过了郑和下西洋的辉煌时代以后，中国在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开始落伍了；另一个不利条件是中国正处在清朝统治的晚期，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而统治者又不了解外部世界，对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列强完全丧失了应对的本领。自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约束中日益“沉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之中。到清政府被迫接受《辛丑条约》时，中国就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这时候，外国军队驻扎于中国京畿的12处战略要地，并将北京至海的炮台一律削平。中国人抵抗侵略的权利被完全剥夺，连民众加入反帝组织也要被砍头，而中国政府的官员则成了列强镇压人民的工具。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评论道：中国此时“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护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了。”
国家地位如此，社会状况如此，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是统治集团腐败无能的结果。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人民不会在这种状况面前停止思考。尽管《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民不得结成反帝组织从事反帝活动，但是面对列强侵略的加深，反帝活动还是日盛一日，拒俄运动、反美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拒英运动、拒法运动以及反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反对签订“中日密约”的运动等，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1919年5―6月间爆发的全国规模的五四运动，迫使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府代表在顺从民意的基础上，第一次对国际条约说“不”。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和主义，终于让人们看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出现了从“沉沦”转向“上升”的趋势。
五四运动以来呈现的从“沉沦”转向“上升”的趋势，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全面提升。正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1937年7月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历次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时间最长，占领中国的领土最广大，给中国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最巨大。但是，中华民族没有被打垮，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个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第一次反对外来侵略战争的胜利。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独特的、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贡献。中国作为东方战场的主战场，拖住了日本的主要兵力，使它不能实现在中东与德国军队的会合，全力支持了美国、英国的太平洋战场，也全力支持了苏联、美国、英国在欧洲的战场，从而赢得了反法西斯各国的尊重。战时（1943年），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锁链――《辛丑条约》被废除了；战后，台湾回归了祖国，中国成为了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
从民族复兴的高度看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面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应当抵抗，而且必须抵抗，只有抵抗，才有出路；第二、入侵之敌虽然比我强大，但举我全民族之力，经过长期的艰苦作战，是可以最后战胜强敌的；第三、在外敌面前，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民族利益第一，阶级利益必须服从民族利益，必须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第四、在民族战争中，必须广泛争取有利于我的国际援助；第五、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要坚信入侵之敌是可以被战胜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可期的。
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
中国抗战不仅是保卫中国主权的战争，也是反对世界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的战争。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正义之战决定了中国进行战争的基本性质，也决定了战争前途的基本指向。但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证明，正义战争的一方不一定总能获得胜利。中国抗战要取得胜利，还需要国内和国际条件的支持与配合。
抗日战争时期，是日寇侵入大片国土、妄图灭亡中国的时期。日寇妄图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是基本的矛盾，是决定和影响中国国内其他矛盾首先是阶级矛盾的主要因素。因此，对待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决定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的态度。如果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在对待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态度上正确了，我们就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者、爱国团体、爱国政党，这就叫做大节不亏。就是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华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阶级的利益、政党的利益，都要服从民族利益。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中间党派也好，如果都强调本党的利益，而不顾民族的利益，就要被人民唾弃，被历史淘汰。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呼吁联合起来抗日，把“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拥蒋抗日”，终于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使之不断得到巩固，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罔顾人民的呼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剿共”，即便是在加入抗日民族战线阵营后，它也没有放弃反共。由此可见，在民族矛盾面前，谁抓住了民族矛盾这个牛鼻子，谁提出并且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谁就能赢得民心；反之，就会失去民心。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用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的主张。随着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共中央又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的主张。中共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这种努力的具体表现。经过国共两党的多次谈判，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了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它表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了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它还表明，国民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当时国家权力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手中。抗日战争只有发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可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没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单凭共产党的力量，尽管她的抗日主张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难以独立支撑全国抗战大局的。抗战期间，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反共，但也没有放弃抗战。尽管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对日妥协退让，有时候也搞点“和平”谈判，但总算把抗日的旗帜扛下来了。因此，从民族战争的角度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但与此同时更应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这场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更为基本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能否实现，或者一时实现了，能否坚持下去而不中途夭折，以及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都要打一个大问号。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力量，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这一点，也更加应该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
从军事方面看，中国抗日战争的特异之处是蒋介石政权控制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并存。这种两个战场并存的局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所特有的。国民党政府掌握着国家军队，有国家提供的后勤支持，与敌人正面相抗衡。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前，正面战场与日寇作战是积极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正面战场作战就消极了。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不断深入敌后，先后建立起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广大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在敌占区，除了城镇和铁路沿线，都是人民发动游击战争的战场。国民党攻击共产党“游而不击”，这是出于制造反共舆论的需要。在敌人鼻子底下，“游而不击”，怎能生存下去呢？实际上，敌后战场吸引了在华日军大部分兵力。1944年3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以前，敌后战场抗击日军56万人中的64.5％，正面战场抗击35.5％。日伪军加在一起，敌后战场抗击敌人总数134万中的110万，即80％。客观地说，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共同构成了中国抗日战场的全局。它们在战略上是互相依托、互相配合的，这种战略配合关系并没有高下之分，在抗战战略的意义上是同等重要的。正是因为敌后战场吸引了大部分日伪兵力，自然就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两个战场互存互补，互相支持，缺一不可。缺了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因为有正面战场的坚持，又有敌后战场的强大存在，才使日寇招架不住，穷于应付，才有抗战胜利的结局。
抗日战争中两种力量的相互消长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在研究抗战历史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结论：抗日战争既是民族战争，又是人民战争。其实，这样的认识，当时身与其事的人就感觉到了。亚洲问题专家、曾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美国人拉铁摩尔在皖南事变后说过：“对中国人民来说，这四年的历史既是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又是国内革命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内民主革命相结合的战争”。从这个观点出发，在抗日战争中，客观上存在着两种力量相互消长的过程。从民族战争这一面说，是日本侵略力量由盛转衰、中国抗战力量由弱转强的过程；从人民战争这一面说，是国民党政权的力量由盛转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由弱转强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在抗战进程中逐步展现出来的。
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和朝鲜看成是“不幸的近邻”和“恶友”，以为一个月或三个月就可以完成侵略中国的战争，就可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王道乐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大错特错的认识。而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错误是与全体中国人民为敌，与中华民族为敌，以为像甲午战争那样，像八国联军那样，可以轻易地摧毁中国人民的意志。到20世纪30年代，时势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建立了举国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结合的战略配置，采用毛泽东所规划的持久战作战方针，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广泛发动了人民群众，使得日本侵略者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
在中、日双方力量消长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国、共两党力量消长的过程。抗战期间，国民党控制国家政权，可以调动全国军队，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与之不成比例。但是国民党主张片面抗战，不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武汉失守以后，正面战场作战由于指挥不力，打得很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还不放弃反共，一再制造反共高潮，意欲在抗日民族战争中消灭共产党。共产党本着政治从严、军事从宽的原则，与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既给了国民党以打击，又保住了国共合作的大局，还推动了民心与国民党渐行渐远、与共产党日益靠近的转变。特别是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造成正面战场豫湘桂大溃败，引起了整个大后方民心的极大振荡。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日渐增加，开始更多地把新中国的希望、把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正是在这样的民意背景下，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林伯渠代表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个主张，得到了中间势力的支持，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应。中国民主同盟公开发表声明，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动向。成立联合政府，一时成为国内政治舆论的最强音。毛泽东后来说，联合政府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它表明，国内政治的天平明显地转向了共产党。美国人谢伟思当时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写道：“随着国民党失败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中国国内的不满在迅速发展。党的威信空前低落，蒋越来越失去作为领袖曾一度享有的尊敬。”国共两党力量在中国政治上的消长成为这一时期转变中国命运的关键。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说过：“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人心变动发生在1944年豫湘桂大溃退后。它造成的强大冲击波，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局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这就是为什么抗战胜利不久，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只用了不过三四年时间，不论在前方后方，共产党就得到人民的全面支持，迅速取得全国政权的原因。（执笔：张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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